劉吉大阿訇的“正教”經歷及啟示
威甯縣麻乍鄉岩格新村的清真寺
劉吉大阿訇是陝西省西安府長安縣午門（今西安市未央區午門社）人，字瑞祥，約出生於明崇禎末年。清順治八年(1651)春，他遊學于雲南各地。順治十六年(1659)秋天，準備取道威寧，經四川回陝西老家。途中在威寧的驛館住宿，遇到在威寧做官的陝西老鄉，談及威甯缺乏阿訇的狀況。威寧下壩的鄉老商量將他留了下來。從此，劉吉大阿訇在威甯開辦經堂教育培養人才，率先將經堂教育模式傳入雲貴地區，肇基了鮮為人知的威昭魯學派。劉吉大阿訇和他之後的桂顯芳、李清才、賽煥章、阮世美等阿訇，桃李芬芳，澤被滇黔兩省，至今為兩省穆斯林緬懷。
一、清初劉吉大阿訇在威甯的正教
威寧，位於貴州西部，地處烏蒙山脈腹地，在古代是由川南入滇的必經之路，交通及戰略位置重要，故有“滇黔鎖鑰”之稱。威甯在明代及清初是西南回族的一個重要聚居地，是以昭通、魯甸、威寧為中心的烏蒙山區回族發源地。
據《劉氏家譜》及一些碑文記載，從順治十六年到康熙二年，劉吉大阿訇在威甯下壩清真寺掌教。劉吉大阿訇“嚴謹清真，掃除異端，凡正教中有墜者舉之而廢者興之，坍塌者補之而失者增之。 日用行習之間皆誘以正教，酬酢往來之際咸引以中道，諄諄教誨不倦。勤勤懇懇，遵奉真主傳授至聖人之天經，受賞、驚嚇，許約、命令、禁止，明條明件，條款斷法效古聖先賢之轍跡，仍率由舊章。……春風時雨，洗其舊染之汙，誘入中道，不致他歧。西音東曉，古希回輝則景仰深懷，稚子少童則程門立雪，稱作師範，誠屬解人之難。開其矛塞，如瞽之相師；教澤洋洋，芳名播於千里。以為清真之中流砥柱，使當際之回回皆歸於清真，入於教道” [1]。從這段文字中可見，劉吉大阿訇對教門中誤入歧途者循循善誘，孜孜教誨不倦，將正教寓於生活的日用行習之間，用先賢的故事教育人，用穆斯林的行為準則勸化人。
二、實踐經堂教育肇基威昭魯學派
傳說劉吉大阿訇是胡登洲的弟子擺阿訇（或者海阿訇）的學生[2]， 與明末清初山東學派的常志美、李延齡、舍起靈等基本上是同一個時期。他在陝西之所以沒有文字記錄，是因為青少年時代就遊學于雲南。而他設帳講學于威寧，實際上就是經堂教育的早期形式。 清康熙三年後， 劉吉大阿訇在貴州威甯楊旺橋清真寺“設帳講學，闡揚正教，掃除異端， 以正群述”。他把胡登洲太祖師首創的經堂教育率先傳入烏蒙山區，拉開了烏蒙山地區經堂教育的歷史序幕。據《楊旺橋劉氏家譜》記載： “稽其平生之為人， 自秦境而來威郡，皆傳經立教之孜孜焉而無已也。大展其平生之抱負於斯寺而教育人才則濟濟焉，使眾親友皆感化而為善也。詎非吾元祖嚴謹之至、善教之深、感化之極以至此哉！ 蓋吾元祖乃家學淵源，後東威宣昭魯屬而教領各方者， 皆吾元祖之所傳也” [3]。憑史料記述，威寧、昭通、魯甸、宣威、東川等地的掌教阿訇，都是劉吉大阿訇所傳，在當時至少也是幾百人。
劉吉有4子17孫，都是當時在威寧、昭通、魯甸、宣威、會澤、東川等地不同時期的掌教阿訇，到了他曾孫、玄孫一代，仍有若干人在威昭魯地區當阿訇。按雲南秀才吳鐘麟先生的話說“相傳九世，俱彈經衍道，維持清真”，可見其遺澤之綿遠。其最著者，即劉吉之長孫劉綱，在康熙五十四年被威甯鎮總兵韓忠委任為總掌教；其次如李春才，曾任昭通八仙營大寺主講，後任磋樂清真寺主講，晚年在魯甸大水塘等寺任執教主講歷數十年；再者如撒如玉，康熙年間任下壩清真寺掌教，撒之賢，於乾隆年間掌教昭通。
雲南大學姚繼德教授在《評（昭通回族文化史）》一文中說“劉吉、李清才、賽煥章、桂顯芳、阮世美的師承、生平和貢獻的論述，將以往學術界知之不多的中國西南伊斯蘭教的這個重要支派——‘昭魯學派’，首次作了完整介紹。劉吉經師和李、賽、桂、阮四大巴巴德高望重，伊斯蘭學識淵博，桃李芬芳，澤被滇黔兩省，為該文化圈的肇基和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至今廣為兩省穆斯林同胞所緬懷。”[4]實際上，這個鮮為人知的學派不僅是昭魯，而且涵蓋了貴州威甯和雲南宣威、曲靖、沾益、宜良、尋甸、東川、會澤、大關等地整個烏蒙山地區即威昭魯地區，稱作“威昭魯學派”較為恰當。在雲貴地區，經堂教育中的雲南學派的形成要比威昭魯學派晚一些， 這從威甯楊旺橋清真寺的遷建及辦學情況可以得到證明。
據民間傳說，劉吉大阿訇在楊旺橋清真寺掌教時所辦的經堂教育是大學部分，即對學生進行系統的宗教專業教育和道德陶冶，課程設置分為基礎課與專業課兩大類，基礎課有阿拉伯語語法、波語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專業課包括《古蘭經》及經注學、聖訓及聖訓學、教法學、哲學和古典宗教訓諭性文學等課程。從文獻資料“吾元祖又赴滇屬楊林繪圖建修楊旺橋大寺，則其嚴謹清真而教育人材者，尤勝於疇昔之在下壩也。稽其生平，自秦境而來威邑，平生皆傳經立教之孜孜焉而無已也，大展其平生之抱負於斯寺使眾親皆化於拜所也” [5]的記述中可以和民間口碑資料互為印證。
這就是說，威甯楊旺橋清真寺，在清朝康乾時期曾經是雲貴地區伊斯蘭文化傳播中心之一，劉吉大阿訇是中心的奠基者。
三、勸化七姓漢民皈依伊斯蘭教
威寧回族先民，大多是明初被徵調的陝西人，隨藍玉、沐英大軍征雲南後屯墾于威甯的軍人，多與當地漢族等兄弟民族通婚，這從清初的許多碑文上可以證實。族際通婚形成了後期與漢族以“親戚邊”相互稱謂的文化現象。劉吉大阿訇到威甯時，這種回漢之間的姻親文化現象依然存在。這為他勸化楊姓、阮姓、孔姓、張姓、謝姓、王姓等七姓漢民中與回族通婚者加入伊斯蘭教創造了條件。
劉吉大阿訇引導這些人進教相當艱難，如漢族孔姓喜歡抽旱煙，楊姓喜歡喝酒，在當時的民間有“孔家孔煙杆、楊家酒罈壇”的戲謔。劉吉大阿訇沒有放棄將這部分“親戚邊”引入伊斯蘭教的決心。他的教化辦法很人性化，先教他們從學習禮拜開始，邊學習伊斯蘭教知識，邊革除抽煙喝酒的生活習慣。
據說劉吉大阿訇第一次集中他們學習禮拜時，這些人都在清真寺內抽煙，整個清真寺弄得烏煙瘴氣，劉吉大阿訇並沒有說什麼，尊重他們的生活習慣；第二次集中學習禮拜，他說“請你們在院壩裡抽完煙再進大殿去，進入大殿就不要吸煙了”。這些人聽從他的安排，在外面吸完煙才進入大殿。漢族習慣將煙杆插在脖子後衣領中或將煙杆插在系腰上。據說，禮拜時每磕頭時就只見煙杆翻；到了第三個學習階段，劉吉大阿訇對他們說“你們在外面吸好煙後，煙杆就不要帶進大殿了，擋腳擋手的，禮拜不方便，請你們把煙杆放在外面，沒有人要你們的，禮完拜後各自認領各人的東西”。這些人也聽從了，將煙杆順牆豎在大殿外面，整個大殿外的煙杆像堆放窯柴一樣多；進入了第四個階段，劉吉大阿訇對他們說“你們想抽煙的就請在清真寺外邊去抽，抽完後再進入清真寺”。人們也聽從了他的安排；在這種循序漸進的方法取得了顯著成效之後，到第五階段，劉吉大阿訇說下次請你們在家抽好煙才來清真寺，煙杆就不要帶來了，禮好拜各人回家去吸”。人們也聽了他的勸化，就這樣他把這些人引入了伊斯蘭教。
劉吉大阿訇“正教”的事雖然只是民間口碑相傳，但說明了劉吉大阿訇對伊斯蘭教博大精深的教規教義的理解和宣教的基本態度，甚至於之後劉吉大阿訇的女兒、孫女都有與漢族通婚從而勸化對方進教實例。如清初張勇甲娶劉氏、孔衍忠娶劉氏等，均是通過聯姻的形式進入伊斯蘭教。這就需要有寬闊的胸懷去融入兄弟民族，需要有高尚的品質去感化身邊的人，方能讓別人尊重並跟隨你的信仰，而這種前提是首先尊重別人的信仰，尊重別人的人格。劉吉大阿訇就是在首先尊重別人的前提下勸化、循序漸進地引導了張、孔、楊、謝、阮、王等七姓漢民皈依伊斯蘭教，這七姓演變為穆斯林的後裔至今俱恪守清真，成為雲貴二省的回族旺族。
四、提倡馬姓座地取姓及論輩婚配
當今烏蒙山地區的回族馬姓，不同于全國回族馬姓稱謂，而是姓之前冠以地名和姓之後稱為“人”，如下壩人、馬家屯人、松林人、蔡家地人、核桃樹人、開化人、客籍人、小瓦房人、河西人、陸良馬、陝西馬、獨林軍（或獨立居）馬等12個籍貫不同的馬姓， “人”表示“馬姓”， 比如下壩人就是表示是下壩馬姓， 民間口語習慣稱“人”而少呼“馬”者。這若干種對馬姓的不同稱謂及其以之各為“宗族”的馬姓人文現象，形成了全國回族馬姓中比較獨特的一種地域姓氏文化，表現出明朝衛所移民的某些歷史痕跡、延續至今的古老習慣同時也表現出回族學習並接受漢文化漫長發展過程。這種獨特文化現象的形成主要源于清初劉吉大阿訇的宣導。
據說，在劉吉大阿訇來之前， 馬姓內部沒有區分，劉吉大阿訇來威甯掌教後，鑒於回族都姓馬， “開不出親去”的現象， “宣導以支系為家族， 以居住地冠名為下壩馬、馬家屯馬、蔡家地馬、松林馬、核桃樹馬、小瓦房馬等12個馬姓氏族，互區別開” [6]。這種科學的劃分在當時的社會功能主要解決回族婚配困難的問題和純潔宗教信仰的問題，隨之逐漸演變並形成為雲貴地區以馬姓為主的烏蒙山回族文化圈。
民間傳說，馬姓分支的原因是劉吉大阿訇在威甯時，曾經去一戶馬姓人家，看到他家種葉子煙（旱煙）又用一把長把把水瓢喂豬。劉吉大阿訇覺得奇怪就問他“看到你家沒貼門神、沒供菩薩是回回，為什麼又栽煙又養豬？”這人回答他“舅舅家是漢族，煙是栽了舅舅來後他自己吃，省得上街去買；用長把把水瓢喂豬是怕摸著豬，我們沒有吃豬肉，餵養它是舅舅來吆去賣，增加點收入”。劉吉大阿訇又問： “為什麼不和回回開親而要跟漢族開親？”這人回答“我們姓馬的多，開不出親去”。
劉吉大阿訇針對這種個案調查瞭解，馬姓已經在威寧生活了多年，屬於五服以外，按伊斯蘭教婚姻法“五服以外通婚”的規定是完全可以在姓中相互開親的，他就對教胞說“你們以座地為姓，可以開親了，伊斯蘭教規定五服以外可以開親，到後世去，我給你們承擔罪過”。這樣才以籍貫和居住地分為10多種馬姓，居住在威寧下壩的稱為“下壩馬姓”，居住在威甯馬家屯的稱為“馬家屯馬姓”，居住在威甯楊旺橋松林頭的稱為“松林馬姓”，居住在威甯蔡家地的稱為“蔡家地馬姓”，源于陝西長安縣的稱為“核桃樹馬姓”，從雲南遷入的有以原籍地名取名的“河西馬姓”、 “陸良馬姓”、 “開化馬”等等。正是這若干個不同來源的馬姓構成了烏蒙山地區獨特的回族姓氏文化現象。
劉吉大阿訇宣導回族學習漢族傳統文化，各個家族編修家譜，議定字輩排行，相互論輩婚配，就避免了同宗通婚的情況發生，加之代表一個家族發展歷史的《家譜》的修訂，逐漸形成了烏蒙山區回族宗法制度並延續至今。
劉姓用 “文治國忠、士正朝廷、永世洪大、承應天德、麟鳳繼昌”二十代，從劉吉大阿訇的曾孫輩用“文”字開始，其它各個姓氏的也用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議定了字輩派號。就《家譜》的修訂而言，我們可知的最早於康熙五十四年下壩人馬驤所修的《下壩馬氏家譜》，然而這個本子卻沒有流傳下來；其次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蔡家地人馬應師修訂的《太師馬氏家譜序》、嘉慶七年(1802)馬廷儒修訂的《下壩馬氏家譜》、咸豐十年(1860)劉國民修訂的《楊旺橋劉氏家譜》等。清代的這些家譜，記載了烏蒙山回族的遷徙、發展過程及政治、軍事、文化、宗教等眾多方面的內容，是回族學習漢族民間文化及宗法制度的具體體現，它為劉吉大阿訇助推烏蒙山區回族社會的向前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點。
論輩婚配的習俗促使倫理道德的持續遵守，形成了烏蒙山區回族社會的高度和諧。俗話說“親有三代族有萬年”，在烏蒙山區30多萬回族群體中，通過族間和親戚這兩個社會圈子加上與漢族“親戚邊”關係的圈子，三個大圈就融洽了回族社會的和諧穩定及健康成長。而維繫這個民族和諧關係的根本就是“輩禮”制度的有效延續，通過劉吉大阿訇提倡“排字輩”的風俗習慣，烏蒙山區回族在族間有了能夠“族有萬年”的歷史依據，同一宗族即同一家之祥和；在回族內部有了“同輩婚配”形成的姻親文化，即便不是同一個姓氏，也是比照族間內的輩份長幼秩序相互稱謂，實現了尊老愛幼的道德風尚；在回漢“親戚邊”之間能夠實現團結友好關係。正是“排字輩”的風俗教化，使得這三種社會關係在民間從清初一直延續至今，為不同時期的社會和諧及穩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啟示
《禮記·學記》說“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學乎”。劉吉大阿訇正是運用了從教育入手的辦法在烏蒙山區化民成俗， “使迷途者知返而不致他歧， 皆歸於清真，入於正教”。
烏蒙山區回族屬於伊斯蘭教格底目教派，格底目提倡“遵經隨俗” “憑經立教”，其主要特點是重視文化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對於伊斯蘭教的傳播和回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於烏蒙山區回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在漢文化的背景下進行，許多習俗免不了有漢俗的成分，如穿白戴孝，歷史上回回先民從西域來到中原也無此風俗， 回族穿白戴孝始於明代，當時的回回先民們為了堅守信仰又要生存，認為可以把穿白戴孝作為風土人情接受下來， “制用縞素，雖合乎時，失其本意，故日風俗也”[7]。其次如“端香爐”、 “上墳”等莫不有漢文化的成分。在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劉吉大阿訇在雲貴地區傳播的教門比較容易讓人接受， “遵經隨俗”的人性化傳統關乎民生，關乎回族對國家主流文化的認同，關乎當時漢中有回、回中有漢的地方現實。它能夠讓當時的回回及勸化入教的漢民“歸於清真，入於聖教”，用穆斯林的行為準則規範自己的言行舉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俗話說“正人先正已” ，作為師者，不僅僅是傳道、授業、解惑，更需要有崇高的道德修養才能說服別人、影響別人。當時，威甯沒有匾柏，劉吉大阿訇帶人到雲南楊林移植匾柏樹栽種在下壩清真寺中，他歸真幾百年後，人們仍然小心保護， “猶南國之甘棠，無敢剪伐者，蓋以彰其德善耳”。時人稱之為“師範”，被譽為“清真之中流砥柱”並不是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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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l) 《劉氏家譜》，劉國民，咸豐六年。
(2) 《昭通回族文化史》第319頁，李正清，雲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第l版。
(3)劉國民《劉氏家譜》，咸豐六年。
(4)中穆網 (http：／/www 2muslim com/forum php?mod=viewthread&tid=112215&fromuid=50929)
(5) 《劉氏家譜》 （尋甸劉朝慶藏本）
(6)餘宏模， 《黔西北民族調查研究文集》，第31頁，遠方出版社，200l年7月第1版。(7) 《正教真詮》，王岱輿，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作者單位：貴州威甯自治縣委史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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