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革命預示伊斯蘭之春
（編譯者按語：原文標題是“政治伊斯蘭的興起”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2011年10月25日發表在《中東在線》網站上 。 作者是帕特里克·希爾，英國人，中東問題專家，最新著作有《阿拉伯獨立運動的奮鬥》和《現代中東的形成》，英國牛津出版社。 作者在本文中表示，他發現阿拉伯民族的核心精神是伊斯蘭，在這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尤其突出。）
在整個中東以及中東以外地區，伊斯蘭走向了政治舞台，並且強烈地表現自己。 這種現象激起西方人的恐慌，他們擔心這是地緣政治的一個危險信號。 在中東各國國內，同樣也存在各種猜測和恐懼，例如當地的民主主義份子、世俗派阿拉伯人、女權運動社會活動家、基督教信徒或其他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他們深怕嚴厲的伊斯蘭法制將剝奪他們的行動自由，干預他們的日常生活。 其實，這樣的憂慮也許誇張了些，情況不會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糟糕，因為任何政黨上台，都不可能不考慮現實的國情和人民對民主與自由的願望，但他們的擔憂也並非毫無道理，在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會出現伊斯蘭法制佔上風的趨勢。
阿拉伯世界政治運動的最新進展是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納赫達”在上星期日的大選中獲勝，這標誌著伊斯蘭政治在阿拉伯國家的成熟和復興，因為突尼斯被認為是中東西方化影響最深的穆斯林國家。 一切順其自然發展，不必驚慌。 這個伊斯蘭政黨不屬於流行於許多國家的賽拉菲伊斯蘭教派，政策很溫和，從不走極端，不像賽拉菲穆斯林那樣堅守強硬路線，毫不退讓。
納赫達黨只是獲得相對多數選票，沒有贏得超過半數的絕對多數，他們不可能完全控制國會而強制推行嚴厲的伊斯蘭法制。 他們都是現實主義者，必將遵照聯合執政的原則，確定社會公正、經濟發展和行政清廉的目標，不會完全推翻過去社會改良的成就，如民主·自由和婦女解放。
在利比亞，臨時政府領導人賈里勒在反卡扎菲內戰勝利日宣布：“我們將伊斯蘭教法作為立法的源頭，因此，任何與伊斯蘭法制相違背的法律，一律無效。” 如果完全實施，影響最大的領域是民事法庭，如財產繼承權，以及有關離婚或多妻的法律。 究竟能否真正實行起來，還要看未來的發展。
利比亞的局勢目前很複雜，難以確定，例如率領攻占首都的黎波里的反政府武裝領袖是阿布杜拉吉姆·貝爾哈吉。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軍情六處的跟踪調查，發現他是一名伊斯蘭極端份子，曾經在阿富汗參加對抗蘇聯佔領軍的解放戰爭，返回利比亞後被關進了阿布-薩里姆監獄，遭受七年監禁和折磨。 對這樣的人，西方國家不會指望他們未來有合作的誠意。
為什麼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中，伊斯蘭會走上政治舞台，出來亮相？ 貝爾哈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許多領導人都曾經遭受過親西方獨裁政府的迫害，對西方勢力積怨很深，而在這場革命運動中，為民族解放事業犧牲和奮鬥，是正義的行為，生為民族英雄，死為烈士。 例如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秘書長哈米德·傑巴里，曾在監獄中度過十六年，其中有十年被關押在最危險犯人的單間裡。 拉希德·戛諾奇是他的政治搭檔，擔任這個黨的精神領袖，曾經有過22年的流放生涯。
在其他國家，如埃及、敘利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以及許多其他阿拉伯國家，到處都有一大批飽受冤屈的民族解放鬥士，他們遭受本國親西方政權和獨裁者的殘酷迫害，九死一生，經歷過追捕、騷擾、監禁、暗殺、酷刑或流放之苦。 敘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被取消合法地位長達三十年之久，定為非法組織，其成員都背負著殺頭之罪。 假如大馬士革發生政治變革，這些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伊斯蘭勇士們必將登上政治舞台，成為革命的先驅。
產生阿拉伯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獨裁者對社會管理不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懸殊，大多數人民生活在貧困之中，不得溫飽，特別是一些石油資源不豐富的國家。 他們接受了西方式的民主，例如公民投票，因此這些伊斯蘭組織的代表人物反映了廣大民眾的呼聲。 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組織，一向以關懷民眾生活著稱，多數以慈善機構的形式存在，活躍於貧困人民之間。 作為政黨，他們最有權利宣稱是社會弱勢群體民眾的代言人，因為他們很早就建立起了與廣大民眾風雨同舟的社會基礎。
突尼斯是一個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以本·阿里和他的妻子為首的獨裁政權其實是一個向西方表示親近的富豪集團，崇洋媚外，他們得到比較富裕的中產階級支持，是廣大平民的對立面。 這些社會底層的平民大眾，就是這次社會風暴的主力軍，其中有失業的青年、受歧視的婦女、深受煎熬的小商人。 到過突尼斯旅遊的西方客人都發現這個國家存在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兩極分化十分嚴重。 一方面是豪華的酒店、西式餐廳、高級別墅、林蔭大道、官商與洋人花天酒地，而另一方面，則是貧窮與落後的人民大眾，貧民窟裡缺醫少藥、不潔的飲用水和骯髒的街市與之對照，失業大軍，民不聊生。 在敘利亞，城鄉差別，貧富差別，都特別明顯，政府面對經年累月的農村災荒和城市失業，毫無作為，無視民眾的呼籲和申訴。
阿拉伯國家的王室或統治集團，都是殖民主義時代扶持和保護的地方勢力，當政者依賴西方支持或資助成為西方國家的代理人，維護西方利益。 因此，王室成員的腐敗，生活糜爛，氣指頤使；富人們的貪婪與對窮人的冷漠，都是違背伊斯蘭公正與平等的基本精神，激起民眾長期憤怒，過去人們敢怒不敢言，而在社會動盪中爆發了民怨的火山。
引起阿拉伯革命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是，從殖民地時代開始的西方化對民族信仰和文化造成的精神創傷。 在這方面，伊斯蘭組織和伊斯蘭復興運動遠遠勝於對立面，最能代表民意，贏得民心。 百年西方殖民和西風東漸，只培育了一小部分親西方的小資產階級文痞或貪官，這類人受到廣大民眾的鄙視和怨恨。 中東各國，所有受到伊斯蘭文明歷史熏陶過的地區和民族，都有堅定的認主獨一信仰基礎，伊斯蘭的公道與善良深入人心，對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蝕極為反感和厭惡。 人們渴望清朗的政治和善良的官員，只有從伊斯蘭政黨或組織的宣傳中獲得信息和希望，從阿富汗的塔利班到加沙地帶的哈馬斯，甚至從被認為溫和伊斯蘭方針的突尼斯納赫達黨，無不展現他們遵循古蘭經精神的共同性。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骨子裡是排斥西方的伊斯蘭民族主義，但他們對本國的獨裁政權更加不滿，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本國的統治集團代表了自私、腐朽、貪婪、殘暴，他們是內奸，為了私慾，對伊斯蘭無恥背叛，賣國求榮。 在所有這些國家，伊斯蘭復興運動正是適應民眾願望而產生的社會需要，只有他們才能滿足人們對公正的渴望，最終推翻獨裁政權，驅逐韃虜，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控制，享有真實的獨立。 這是當今中東革命的共性，不論發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也門，或者今後發生在其他阿拉伯國家。
這些年來，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本希望借用他們挑動的社會動盪來遏制和教訓獨裁政權向西方討價還價，約束他們就範，鞏固西方在中東的利益。 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民主被伊斯蘭復興運動巧妙地利用了，成為他們公開發言爭取民眾的工具。 今後的發展趨勢難以預料，亂象可能將持續一個時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等待塵埃落定，從革命火焰中發展壯大的伊斯蘭運動，不會照單接受西方式民主，也不可能比過去的獨裁王朝對西方更加馴服和順從。 此外，伊斯蘭勢力的勝利和成功，其影響必將擴散到所有伊斯蘭國家和地區，包括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社會。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迎來的是一個世界伊斯蘭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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