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劍峰：西方視閾中的阿拉伯穆斯林
在西方人眼裏，阿拉伯人是妻妾成群的遊牧民族和腰纏萬貫的石油大亨，是喜怒無常、好戰成性的群體，伊斯蘭教就是聖戰、仇恨、狂熱和暴力，以及對婦女的摧殘和壓迫。只要接觸西方人的文字性作品，無論小說、詩歌、劇本或者是人物傳記；也無論是報紙、雜誌甚至教科書，隨處可見關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此類描寫和表述，在傳教士的佈道，政客的演講辭令以及社會活動者的遊說中更是充滿誇張的描述和別有用心的歪曲。其風格完全是沿著西方種族優越而他人特別是東方阿拉伯遊牧民族拙劣、落後的邏輯思維展開的。
愛德華·賽義德在其名著《東方學》中關於這種歧視性的表達及其主要的思路和操作技術作了精闢的闡述。他認為，對阿拉伯世界的形象進行妖魔化描述不僅是西方世界對東方世界的歷史性解讀和敵視性的想像的充分表現，更重要的一點是，將東方阿拉伯世界定格為撒克遜民族及其基督教西方世界的高貴形象與文明範式的反面例證和襯托。在與此相關的問題上，英國文化批評家，著名的《未來》雜誌的編輯齊亞烏丁·薩達爾先生的評述與愛德華·賽義德可謂遙相呼應。他指出，歷史上，西方人把東方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人物形象，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背景利用嫺熟的模塑程式和表達技術進行特寫和塑造，其目的在於讓東方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大眾的形象按西方人的想像予以展現。一位西方作家關於對東方形象的表述所作的概述可謂簡潔而生動，他寫道：只要一提到東方人，每個西方人幾乎都會用相同的思路與想像進行表述：“東方人與阿拉伯伊斯蘭教徒特別容易受騙，而且缺乏熱情和動力，邏輯思維和理性認識與他們天生無緣，他們大都淪為阿諛奉承，陰險狡詐的奴隸，對動物極其殘忍，東方的阿拉伯人無法在馬路上或人行道上散步，東方的阿拉伯人有說謊、頑固的癖好，他們渾渾噩噩，滿腹狐疑，在任何方面與撒克遜民族的清晰，理智和高貴形成對比。”
諸如此類的歧視性表述再次說明，在他們看來東方總是“他者”，西方文明永遠處於優勢。而西方公眾對這種話語行為，及其操作手段的歷史性默契與共識，理所當然地說明了以話語霸權淩辱他者的合法性，而這無形中表明並聲援了西方統治“他者”的合理性。實際上，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帝國的政治理性化的核心意圖。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強，網路資訊和諮詢技術以無處不在的強勁勢頭迅速傳播，資訊的覆蓋與共用使不同時空的人們置身于一種共時的交流平臺上進行互動和碰撞，全球已被壓縮成一個零距離時空的大眾化廣場。正如史學家馬歇爾·費什維克在讀到現代資訊傳媒時，不無惶恐地宣稱：“資訊的共時性誠然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全球歷史性隔閡，但其暫態性轉換和變化都使社會的整個知識系統處於激烈的動盪中。”然而，這位史學家不能不想到，這一系列源源不斷的肥皂泡沫式的碎片知識和資訊不期然地變成了文明大眾的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調味品，像廣告，連續劇，文藝節目，喜劇等充斥於他們的日常生活的空間。於是，很自然地，諸如滑稽的小丑，無賴，面目猙獰的恐怖分子，憤怒的宗教狂熱者，在西方的資訊空間常常都成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終身形象。這種人為的模式化圖景建構，不僅誤導了大眾的判斷，而且蒙蔽了人們凝視真相的正常視覺。馬歇爾·費什維克恐怕根本沒有想到，那由媒體承載的各種符號系統並不是他所謂的臨時的，短暫的，被剝離了意義的碎片和泡沫。實際上，這一切流行的主導性媒體，本身由西方建立並實際操縱，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載著西方能預期的政治意義。所以，從一開始，媒體作為西方政治企圖的工具，服務於推行其話語霸權的戰略意圖。雖然，流行於大眾文化生活空間的文字和圖像不如政治性意識形態的宏大敍事語境那樣系統而顯得零碎和散亂，但是，由於這些東西遠離政治的緊張色彩而更加貼近平民的感官訴求，因而具有很強的參透性和普及性。因此，作為一種隱蔽性很強的微觀敍事方式，它具有宏大敍事方式無法取代的特點和優勢，加之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後現代語境中的共時性，零碎性和多樣性特徵，以致成為滋養公眾感官不可或缺的文化速食，而加速度飆升的點擊率和覆蓋率顯示了西方媒體戰略的勝利。當然，從現代西方整合一切可能的途徑與手段對東方阿拉伯世界的形象進行塑造，並向大眾進行空前的“文化帝國主義”式的傳播這一新一輪的文化東侵思路來看，具有長遠謀劃的西方決策者與他們的精明的謀士們絕不會放過一個更直接、更奏效的戰略途徑。他們把依附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宏大敍事系統當作一個文明對另一個文明，一種秩序對另一種秩序進行顛覆的有效武器。這就說明為什麼西方對伊斯蘭教世界予以特別敵視和關注的原因。諸如伊斯蘭威脅論，文明衝突論，這些陳舊的概念反復被使用，反復更新，被付諸於為西方意識形態充當喉舌的報紙，雜誌，新聞及學術著作中。儘管這些意念所標示的是陳舊的觀念，但其經過精心操作後足以能將歷史上西方關於穆斯林形象的歪曲認識融入當代語境中。
西方世界把利用媒體手段蓄意描畫和重塑穆斯林形象，使之妖魔化的表述行為當作11世紀的西方基督徒把東方的穆斯林當做撒旦而發起的聖戰。這種在西方世界世代相傳並內化為內心深處無法消失的歷史性敵意和仇恨來自以下幾種原因。
1、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和高傲的歐羅馬民族竟然被一個曾經默默無聞的阿拉伯遊牧民族所擊敗，其引以為榮的帝國尊嚴和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挫傷和打擊，由此，埋下了種族仇恨的種子。
2、伊斯蘭教的傳播對基督教的神學教義的傳播形成了嚴重的挑戰，這一來自外部的危機潛移默化為世代相承的恐懼與敵視，因此，報復和無知相結合，形成了西方人對伊斯蘭教及穆斯林大眾形象的荒誕離奇的想像。
3、西元七世紀以後，伊斯蘭教在亞洲，非洲和歐洲地區的蓬勃發展與繁盛危機到了西方的殖民擴張政策和積極掠奪計畫，以致伊斯蘭教成為西方世界的永久性威脅和歷史性隱患。由於從軍事上不能征服東方或伊斯蘭教世界，只好用文化侵略來彌補戰略上的失敗與挫折。顯然，西方對伊斯蘭世界圖景及穆斯林大眾形象的歧視性想像這一文化現象及其根源的合理性詮釋需要從歷史的深處去尋找。
早在四世紀上半葉，即西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頒佈的《米蘭敕令》和他親自主持的尼西亞公會，無疑開闢了基督教發展史上的分水嶺，它標誌著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的異端而被重複壓迫的歷史已經結束，同時，作為羅馬官方政治與軍事的附庸而得到認同與肯定的歷史已經開始。從西方文化發展史來看，這一時期是西方文明的兩大基本成分的融會已達到頂點的時期，也是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歷史性開端。自從西方基督教世界完成了從宗教與世俗政治的衝突到彼此之間的和解與合作，最後進入以基督教為國教的歷史進程以後，就開始了對東方世界的政治謀劃。據史學家記載，早在西元313年，羅馬拜占庭以基督教為國教後，借傳播基督教之名，擴展自己的勢力，拜占庭派遣大量傳教團分赴阿拉伯半島和埃及等地，而且不惜花費鉅資，從本土運去珍貴的木料和優秀的建築師及能工巧匠在各地修建教堂。傳教工作與軍事侵略相配合，試圖控制阿拉伯半島。
然而，面對基督教國家的軍事侵略與經濟掠奪，單純，質樸的阿拉比亞人幾乎沒有給予主動的有規模的回應，這是由其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落後的社會環境及鬆散的社會組織決定的，因為，此時的阿拉比亞，依然是貧瘠而荒涼的不毛之地，半島上的居民依然過著遊蕩於茫茫沙漠中的牧民生活，像歷史上其他民族或地區的一樣，悠久的文明及其古老的城市，美麗壯觀的寺宇，往來與宮廷之中的官僚與貴族，道貌岸然的祭司和訓練有素的軍隊，以及精緻的文化遺產等，這一切都是新鮮事物。按當時文明社會的標準衡量，阿拉比亞那時的社會是無組織，無政府的社會，其文化狀態即使不是赤貧的，也是極端落後的，因此，可以說，其主要的文化遺產除了詩歌，別無其他，至於阿拉比亞的社會發展史，除了各部落之間無休止的衝突，殺戮，掠奪和復仇，以及世代延續的商業活動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彪炳史冊的歷史壯舉值得記載，阿拉比亞人天生豪爽而單純的秉性使他們樂觀地過著與世無爭的遊牧生活。雖然，他們與周邊鄰國有貿易上的往來，但從未對外部世界產生過影響，倒是他們受到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影響。
阿拉比亞這種地理上的不設防，心理上的無戒備可以說客觀上為羅馬帝國有史以來能夠隨時長驅直入半島腹地和周圍地區賦予了歷史性的條件和機遇。
早在西元前24年，凱撒大帝在位的時候，羅馬帝國從埃及派遣過一支遠征隊，企圖控制南方阿拉比亞的香料運輸和其他貿易貨物的流通，並通過那裏把哈達拉毛和佐法爾的出產以及印度的貨物運送到羅馬帝國的行省和埃及，從而增加羅馬帝國的財政收入，這次遠征以失敗告終。
西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去世時，由於羅馬帝國的不斷侵略和擴展，誘發拉底河以西的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尼羅河以北的埃及，北非的馬格裏布全部被劃入拜占庭帝國的版圖。到了查士丁尼執政時期，羅馬政府竭力鼓動其盟國阿比西尼亞進攻葉門，試圖從海上奪取紅海出口通道，從陸上奪取作為商業大動脈的“汗志通道”。
西元525-570年，羅馬拜占庭帝國輔佐阿比西尼亞正式佔領葉門。
西元570年，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亞駐葉門總督艾布拉漢親自率領軍對阿拉伯半島的經濟，文化的中心麥加發動軍事行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西元6-7世紀，希拉克略執政時期，羅馬拜占庭人在紅海佔領著好幾個主要港口，這些港口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中轉站，羅馬政府派員再次進行管理。
從以上歷史事件中可以得知，羅馬帝國對阿拉比亞的軍事行動和經濟掠奪是非常頻繁的，同時，借助這種優勢，傳教活動不遺餘力，先是一性派的基督教，在很早的時候，就從阿拉比亞的北方，特別是從敘利亞開始傳入，然後是君士坦丁於西元356年派遣的傳教團進入南部的阿拉比亞。在西元500年前後，一神教會從敘利亞傳入納吉蘭，還有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亞尼亞人一心想讓當地人信奉基督教，以便和阿拉比亞的宗教中心麥加抗衡。基督教的神學與教義，似乎隨著羅馬拜占庭與其盟國阿比西尼亞在政治上的遙相呼應和軍事上的頻頻得勝而迅速傳播與輻射，也許從此便形成了西方基督教徒以軍事與宗教聯姻的形式來征服並統治東方世界的戰略思路。其實，這完全符合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推行擴張與殖民的歷史進程中一貫的邏輯思維的。
自從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拜占庭建立新都以來，他就決定用基督教的神學教義來凝聚羅馬人的精神，並通過政教並舉的策略征服包括阿拉伯半島在內的東方世界，而基督教會也正好借帝國的軍事力量來實現其作為上帝在人間的唯一代言者的崇高理想和讓基督教拯救人類，統治世界的遠大目標，政教雙方的彼此雙贏的利益的互惠中達成了歷史性默契和共識，並形成了獨特的關係模式和自我中心情結。
當然，拜占庭帝國的政教攻略進程並非一帆風順，環伺於阿拉伯半島東南部的波斯帝國也對遼闊而無人設防的阿拉比亞垂涎已久。艾哈默德·艾敏博士在闡述阿拉比亞和周邊鄰國之間的關係時說：“阿拉伯人和鄰國之間的關係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商業，二波斯邊境和東羅馬境建立阿拉伯城鎮，三猶太教及基督教的傳教團隨時深入阿拉伯內地宣傳宗教。”從這段文字中可以得知，波斯帝國不僅與羅馬帝國在阿拉比亞具有同樣的戰略目的，而且還具有同樣的殖民和霸權的意向，因此為了各自的戰略企圖，兩個帝國把這裏當做逐鹿的戰場。正如英國作家邁克爾·庫克說：“……隨著主要的外國強權羅馬與波斯之間的競爭加劇，他們會加強控制阿拉比亞任何一個值得佔據的要地。尤其是新興的波斯在撒珊王朝時期勢力很大，在這以後的三個世紀中一直是羅馬帝國在阿拉比亞的勁敵。
然而，儘管波斯帝國在軍事上作為一支對抗性勁敵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羅馬帝國的東擴進程，但在宗教意識形態領域，它顯然無法與系統的基督教神學，以及羅馬先進的政治觀念和法制文化相抗衡。雖然，它有古老的瑣羅亞斯德教義作為其文化思想的底蘊，並在阿拉比亞的部分地區擁有信徒或教眾，但在阿拉比亞的東北部以外，其文化神學的衝擊與影響幾乎微乎其微。而與此同時，基督教的神學教義與羅馬帝國的文化思想不僅普及於敘利亞，埃及，的黎波里，巴勒斯坦等地，甚至在波斯帝國的一些地區也有滲透的現象。羅馬帝國把基督教的覆蓋性傳播當作是政治戰略上的組成部分，而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會則樂觀地認定，阿拉比亞一定程度的基督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歷史的趨勢只是一種常規性的預想和總結，而蘊含於其中的前定性變數則易於超越常規狀態不可預測，西方基督教世界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伊斯蘭教的誕生徹底破滅了其在阿拉比亞的霸權以及歷史展示，他們見證了這一新生的宗教如何在短短的時間中完成了由阿拉伯半島向外輻射，繼而向羅馬帝國曾經統治的廣大地區迅速傳播，尤其是在先知歸真後的一百多年中，他的繼承者們先後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北非馬格裏布亞地區，西西里島及地中海沿途的廣大地區和國家，締造和建立了一個比羅馬帝國的巔峰時期還要廣闊的帝國。
伊斯蘭教的歷史性切入直接改變了當時的國際政治秩序，打破了以西方羅馬帝國與東方波斯帝國雙峰對峙的兩極化格局，改寫了連接歐、亞、非大陸及海域這一巨大的地理版圖上的歷史進程。不難想像，那個數千年來曾經沉浸於復仇、劫掠，勢如散沙般的貝都因人群放棄了他們自認為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而將自己心悅誠服地置於穆斯林統帥的領導之下，形成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信仰共同體，從兩個霸權帝國的夾縫中崛起，最終取得歷史性勝利。
在人類歷史上，這不啻為驚世駭俗的奇跡。東西方的歷史學家們都用各自的角度和立場研究這一奇跡背後真正的原因。兩位西方非穆斯林歷史學家B.G.韋斯和A.H.格林在他倆合著的《阿拉伯歷史概覽》一書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客觀的講述：“甚至世俗的史學家也一定會把伊斯蘭教當做阿拉伯政府行動的決定性因素。那些貝都因部落，數千年來就不斷的相互征戰，並以其對獨立的自豪著稱於世，他們竟然將自己置於穆斯林統帥的命令之下，如果不是因為伊斯蘭教，那簡直不可思議。”顯然，伊斯蘭教是阿拉伯沙漠中貝都因人崛起的終極原因，這不光是史學家的共識，也是西方基督教知識界的共識。
因此，伊斯蘭教的迅速傳播不僅是對人類歷史常識的挑戰，更主要的是對基督教生存的挑戰。這種挑戰不僅來自於軍事征服，而且來自伊斯蘭團體的團結奮鬥精神，還有包括信仰，政治，經濟，法律，生活方式及社會建構等一體化的博大的文化體系以及“代主理世”引導世人為己任的普遍性使命。而基督教有史以來就宣稱其承擔著拯救人類，並作為世界人類的榜樣的神聖使命，因此，當基督教會和基督教徒以高人一等的立場代替天上的父施行救贖恩惠，並且因為未能完全取代猶太教的教義和觀點而陷入困頓的時候，穆斯林關於基督教的類似性要求都成了不可思議的事情。不僅如此，他還對基督教作為上帝的在人間的唯一代表和得救的唯一方法這種獨特性和神授地位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從此，在基督徒眼裏，伊斯蘭教也不過是由一個蓄謀已久的騙子或被誤導的先知宣揚的異端邪說，是對基督徒的權利和使命的直接挑戰。
綜上所述，自西元7世紀以來，類似這樣的惡意渲染成為表述東方伊斯蘭世界的主要範式，由於從其優越性，中心論到拯救計畫的一路受挫，沮喪、屈辱和仇視最終內化為西方民族的集體意識，加之那些博學的東方學家的技術性操作，使這種複雜的情緒和心志具體化為中世紀的軍事行動。當一切企圖和措施由於無法征服他人的信仰而遭受挫敗時，瘋狂的污蔑和病態的塗抹便成為殖民文學的唯一範式，它可以激發人的想像而又混淆其視聽，從而使人們按西方人自己規定的思路和視覺去凝視那個“異質”的，處在人類邊緣的東方伊斯蘭世界。
（作者簡介：甘肅省廣河外語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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