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滄桑：阿聯酋韓文成阿訇為黃萬鈞阿訇歸真而作
夢碎
1993年10月6日，下午我給學生們上完課，給幾位老師交代了一下校務方面的事情，然後回到住在福緣門85號的家裡，開始準備第二天與幾位朋友見面時用的材料。經歷了八年多的艱難守候，我們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校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同，就像一位高官得知我們的情況後所說，這個學校畢竟苦熬八年，實屬不易，前後有上千人在這個學校裡學過，培養的學生大都是出國留學和當翻譯，這也是在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人才，這樣的學校理應得到我們的扶持。至此已有資深人士答應幫我們疏通各方面的關係，要求我們提供向國家教委和有關部門申請開辦國際伊斯蘭大學的相關資料。整理好材料，做完禮拜後我就睡下了。
夜裡2點時分，我被妻子推醒，驚愕地發現窗外院子被燈光照得亮如白晝，緊接著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問：“誰呀？”“北京市公安局的，快開門！”穿著睡衣的我，剛一打開房門，一下子就被沖進來的十幾個公安和記者圍住，他們將我架到牆角站定後，由其中一位向我宣讀拘捕令，其他人則不停地拍照和錄影。當時我沒有聽懂所說的內容，只聽到說因“山東鬧事”拘捕我，我還問山東鬧什麼事，他說去了就知道，我在換衣服時才反應過來，他可能是說“煽動鬧事”，可我煽動誰鬧什麼事了呢？
等我穿好衣服以後，就被架到了院子裡，看見滿院子都是員警。出了大門，好傢伙！從家門口望去，東起北京大學西門拐角，西到西苑一帶，全都佈滿了防暴員警，光小轎車就排了一長溜。我被裝進一輛小轎車後，一路朝香山方向開去，半途還換過車，一排轎車在岔路口分幾路離去。我不解地問同車的員警遇上了什麼事情，搞這麼大陣勢，同行者說去了你就知道了。後來我才知道，我是被誤認為所謂青海穆斯林事件的幕後總指揮而被捕的，那天晚上是公安部統一佈置大抓人，北京市公安局負責抓我，青海則調動了大批解放軍……
到了香山，我被關在一處別墅裡。除了沒有自由，禮拜不受限制，吃的喝的都是清真食物，二十四小時有專人負責看護，審訊依法行事，辦案人員也很客氣，沒有使用任何刑具。到了此時我才明白，青海事件鬧大了，地方當局將其彙報成一場大規模回民暴亂，難怪中央會如此大動干戈。
青海事件的來龍去脈是，1993年初，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了臺灣版少兒畫冊《腦筋急轉彎》一書，該漫畫書內有嚴重侮辱穆斯林的畫面，這是違反國家民族宗教政策、嚴重傷害穆斯林感情的惡劣行為，此書經流通後激起了廣大穆斯林群眾的強烈不滿，各地穆斯林紛紛上街遊行和舉行聲討大會，要求政府嚴懲有關責任人。
事發後，各地政府立即表態並迅速採取措施，收回並銷毀已出版的畫冊，及時召開穆斯林群眾代表座談會，介紹政府對該書的處理意見和消除其不良影響的主要措施，誠懇要求大家相信並依靠黨和政府，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定團結的局面。甘肅省政府甚至組織穆斯林聲討團，派代表前往被告所在地的四川省檢察院和法院提起訴訟。這樣一來，很快平息了各地穆斯林的怒氣。
然而，青海省政府不但沒有任何動作，反而一再說當地穆斯林的這種要求是非法的，這無疑是火上澆油，一下子激怒了大眾。對比其它省份的做法，人們確實感到受了侮辱，同一個國度居然有兩種待遇，難道我們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嗎？於是西寧到處出現了上街遊行示威的人，十幾萬人不約而同地到省政府門前討要說法，可是遲遲得不到主要領導的答覆。
就這樣拖延了一個月，後來終於等到當時的省委書記出面，可是此人態度強硬，無視群眾的憤怒情緒，不但沒有好言安撫，反而惡語威脅，這更使人們的憤怒達到了沸點，大家覺得既然地方政府如此不待見我們，那就只有去向中央政府討要說法。導火索一經點燃，局面失去了控制。憤怒的人群開始大批進京上訪，誰都攔不住，有乘飛機的，有坐火車的，有開汽車的，也有靠步行的，甚至有五人因此在路上丟了性命。
青海穆斯林遊行的時候，正值我第二次去馬拉西亞參加學術會議。我剛回國沒幾天，第一批上訪的老鄉一到北京就來找我寫訴狀，他們聲淚俱下的哭訴，聯想到青海政府歷來的做派，我很理解和同情他們。這些老鄉想問題很簡單，他們說準備第二天就拿著萬人簽名的大橫幅去天安門請願。我一聽嚇了一跳，趕緊勸住他們不要莽撞，去天安門不但沒有用，反而會把有理的事情變得無理。在我的勸說下，他們同意採用理性合法的方式上訪。然後我把這些人安頓到了牛街的民委招待所，讓他們和後來的人一起去找伊協、民委和宗教局等部門反映情況。
後來看到西寧的老阿訇們也來了，有關部門已經接待他們並受理了此事，我就向他們告辭，因我學校裡事情多，沒時間陪他們，希望他們做事有禮有節，差不多見好就收。在此期間，我也跟青海的親朋好友互通過幾次電話，詢問過事情的起因和經過，作為穆斯林，我也對地方政府的做法很氣憤，但我一直勸他們一定要採取合法的方式多管道向上反映情況，千萬不可魯莽行事，相信中央會妥善解決此事。大約一周後，聽說上訪的人已經回去了，我以為此事也就結束了，可事情遠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
據我所知，在執行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方面，青海地方政府歷來慢一拍，這件事情之所以鬧得那麼大，是由於歷史原因和長期積壓的民族積怨引起的。上個世紀30年代，紅四方面軍西路軍與青海回民軍閥馬步芳的馬家軍遭遇後，除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少數將領脫險之外，西路軍幾萬人馬全軍覆沒的不幸事件，作為後來人，我們也感到惋惜，可那是國共之間的歷史恩怨，也是黨內鬥爭的犧牲品，這筆賬不應該繼續算在青海穆斯林後人身上。然而正是那一事件，以及作為國民黨西北五省區軍政長官的馬步芳，後來拒絕向解放軍投誠，以致兵敗後逃往國外的做法，使得這一歷史陰影，長期以來一直籠罩在青海穆斯林頭上揮之不去。
再加上49年以前，全國各地的地下黨組織都很活躍，唯獨馬步芳統治下的青海卻悄無聲息，解放後地下黨員全都成了地方文官，這些人相對熟悉當地情況，也比較體恤民情，制定政策時比較有分寸。而解放後的青海官員基本上是留守青海的一野一軍的軍人，這些人在看待回民的問題上一直戴著有色眼鏡，在處理民族宗教問題時往往過於簡單粗暴，所以在他們影響下的地方當局對青海穆斯林一直採取高壓政策。雖說當時已經改革開放了十多年，但在地方主要官員的觀念中還留有左傾思想的遺毒，他們動不動就把民族內部矛盾上綱上線到“敵我矛盾”的程度。
青海的民族矛盾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腦筋急轉彎》事件僅僅是一根導火線，如果青海省政府主要領導一開始像其它地方（如甘肅）的領導人一樣，抱著一個誠懇的態度及時化解矛盾，那麼這個問題早就順利解決了，因為當時人們想要的無非是一個心理安慰，根本用不著進京上訪，驚動中央費那麼大力解決。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地方主要負責人居然把民情謊報成軍情，說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回民武裝暴亂，明裡有一個黑司令部，暗中有一個幕後黑手在操控這一切。
好在主的護佑下，調去準備“平叛”的解放軍並沒有開槍，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發現群眾手裡有任何武器，他們看到的實際情況與地方政府的彙報完全不同！中央的眼睛畢竟還是雪亮的，發現穆斯林群眾只是在鬧情緒，並沒有出現所謂歷史遺留的敵我矛盾問題，既不存在黑司令部，也不存在幕後黑手。於是將此事件按一般內部矛盾處理，除少數人外，被抓的兩百人陸續放回。
然而，中國的為官之道，歷來不向百姓認錯，政府處理問題總會自圓其說，即使中央明白下面弄錯了，也要維護地方當局的面子。就以我的案子為例，給下面一個示範，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義對我決定兩年勞教，然後交由青海省司法廳負責執行。這也是變相批評青海當局小題大做，現將所謂的“幕後頭目”勞教兩年，其他人則由地方上自己看著辦。
就這樣，我非但沒有因勸導人們理性上訪而受到肯定，反而卻成了官官相護的犧牲品。這一點，我當時就從北京辦案人員的同情中看得出來。這一決定的結果是，我辦了八年多的學校被關閉，《伊斯蘭》雜誌遭封停，學生們全被強行遣散回家。它帶給我和學校帶來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1994年元旦，我從北京香山被轉到了通縣看守所，當公安人員向我宣讀北京市勞教委員會對我的兩年勞教決定書，並要求我在上面簽字時，我眼前一片空白，什麼也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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