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滄桑：阿聯酋韓文成阿訇為黃萬鈞阿訇歸真而作
打破壟斷
干擾一直如影隨形，當我們的校址從魏公村小學遷到東升小學後，海澱區教育局和民委的人也跟著來找麻煩，說我們民辦學校不合法。可在看到我們的艱苦條件和學生勤奮好學的感人場面時，他們有的不禁動容說要如實向上反映，有的卻官腔十足，要求我們馬上關閉。有一位官員一開始很凶，幾乎天天來騷擾，我也煩了，就很不客氣地跟他講，我們是少數民族，孩子們來北京學習，既沒有給政府添麻煩，也沒有向社會伸手要錢，他們來首都的目的無非是想學點知識，你幹嘛不依不饒的，只要你給這些孩子解決問題，我立馬出國走人。要麼你把我和這些學生全部抓走，別讓他們來北京學習，要麼你就批准合法化，派誰來管理都可以，否則你就別來干擾大家學習。從那以後，干擾次數明顯減少，來也只是走過場而已。我知道這是他們黨內人性中善的一面在起作用，因為人在那種環境下求學，誰見了都會產生惻隱之心，正是他們還未喪失的那一點人性，使得我們學校還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在東升小學的兩年租賃期滿後，校方不再給我們續租，說他們的那塊寶地被一位當時紅得發紫的氣功大師看上了，已出大價錢與他們定了合同。無奈之下，我去北大附小租了校址，同時退了四道口小學的女生校舍，將男生和女生合併到一起上課。在北大附小時，因為校址緊挨北大和清華，我校學生與周圍高校的穆斯林大學生互動的機會多了，知識面也拓寬了許多。我們聘請來的阿語教師，基本上都是附近高校阿語專業方面富有教學經驗的人。同時，我們也聘請外教來給學生上課，使學生們的口語水準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中有一位北大請來的埃及專家——罕瑪德教授，對我校給予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大，他幾年如一日每週義務來給學生們上課，而且還幫助了很多學生出國留學，願主回賜他！
那個時候，北京高校的情況堪比五四運動時期，人們思想相當開放，知識份子異常活躍。尤其北大，在民主思想方面歷來走在時代的前沿。我校的學生天天進出北大，常去佟園清真餐廳就餐，也去北大大講堂聽課，耳濡目染受了很大的薰陶，眼界比以前開闊多了。我本人也在北大修學了很多東西，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啟發。尤其在胡耀邦去世後的那一段時間，幾乎天天泡在北大的三角地帶，聆聽時代的最新呼聲，後來也差不多天天去天安門，盼望民主早日實現。我自始至終近距離目睹了整個學運的過程，也親歷過六四的恐怖場面，差一點被耳旁飛過的流彈擊中。體驗過民主運動的興奮時期，也經歷過獨裁整肅的沮喪年代，這令我成熟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時間內發生了《性風俗》事件。1989年3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山西希望書刊社聯合發行了《性風俗》一書，該書粗暴地污辱了伊斯蘭教，嚴重傷害了穆斯林感情，由此引起了5月份全國各地穆斯林的抗議和示威遊行活動。５月１２日，在京的幾千名穆斯林大學生也到天安門前遊行請願，以表示對此書的憤慨和不滿。一路上受到了各界穆斯林的熱烈歡迎和參與壯威。我校學生始終走在隊伍前列，尤其女生們帶著頭巾與遊行隊伍一起，在天安門前高呼“安拉乎至大”的情景，可算是中國穆斯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由於當時正值全國學運高漲的敏感時期，當局在對此事的處理上，安撫措施比較得當和及時，所以人們的怒氣很快就平息了。
六四之後，由於整頓高校，北大附小不敢再給我們租校址了。我只好去圓明園小南園（原北大培訓部）租了教室，由於租不到那麼多宿舍，只好要求學生自行解決食宿問題，讓他們各自到學校附近租房，幾人一組搭夥吃飯，而學校只負責免費提供課堂教育。在小南園待了一年之後，又因為同樣的問題，校址搬到了圓明園京橋大學裡面，在那裡也只待了一年時間。當時有人稱我校是“流亡學校”，我也只能一笑了之，誰讓我們是穆斯林呢。辦學比我晚八年的俞敏洪老師麾下的新東方教育集團，一開始的規模還不如我們，記得93年我被迫離開北京時，他們才開始在電線杆上貼廣告招生，而我們的生源多得堵都堵不住。可後來人家擴大到多大的規模呀，而我們又是怎樣的境遇呢？
那時候，我個人的辛苦倒不算什麼。最令人心煩的是，有關部門天天逼迫租賃校址的單位攆走我們，後來甚至用損招對付我們，派出所不給學生辦暫住證，而房東又不敢把房子租給沒有暫住證的人。這就苦了那些可憐的學生娃們，因我校無法提供宿舍，所以他們只能到處打遊擊。尤其在90年北京搞亞運會清查外地人那一段時間，我們的很多學生因租不到房子而沒有地方睡覺，海澱區的有些鄉老和好心人偷偷讓他們住到自己家裡，夜裡員警來檢查時，就跟電影裡的地下黨逃避日本人的搜捕一樣東躲西藏，什麼樣的心酸事都發生過。就因為我們的民族和信仰與眾不同，我校的學生因遭歧視而吃了不少苦頭，但他們咬緊牙關不屈不撓的求知精神，一直激勵著我再苦再難也要堅持把學校辦下去，直到最後再也無力抗爭強大的國家機器……。
想起這些，至今我還深感內疚，因我未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好一點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但我堅信仁慈的主定會回報他們當初為教門求學的那份舉意！不論現今他（她）們身在何方，從事何種職業，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忘了信仰的根本，願主保佑他們！
“伴隨困難的是容易”！經歷了諸多的困難和艱辛之後，那一時期也成了我校學生出國留學和工作的高峰期，學生像流水似的走一批又來一批。在主的佑助下，自85年開始辦學到這一階段，通過我校先後出國的學生已有三百多人。在首都北京出國的機會就是多，學生只要打下一定的阿語基礎，通過接觸大使館、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外國商人、外國遊客等途徑，就有機會很快出國，有的去伊斯蘭國家留學深造，有的去阿拉伯國家當阿語翻譯，這其中有學了三四年的，也有帶著基礎插班學了幾個月的。當時我的原則是：只要學生碰上自己認為合適的出國機會，我立馬推薦送行。有人可能會認為這種管理方法太鬆散，不利於教學品質的提高，但在那個壓力重重、舉步維艱的特殊時期，我覺得應該抓緊時間讓更多的人走出去，到了國外，環境自然會促使他們提高各方面的水準。而我在國內只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免費的學習平臺和有機會出國的跳板，至於其它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感謝主的恩典，我們總算打破了非穆斯林對阿拉伯語的壟斷，這些學生出國後，一幫十、十幫百地又帶出去了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和翻譯。
在此期間，我校得到了全國各地穆斯林的關心和支持，很多北京和天津的鄉老們，經常坐車或騎自行車從大老遠跑來學校噓寒問暖，有的專程送好吃的東西來，懂醫的還給學生們看病買藥，尤其是那些個來我校教課和演講的穆斯林學者，我永遠忘不了他們的那份深情厚誼，我無以回報，只有求主回賜他們的熱心舉意，願主慈憫他們！還有那些從高校聘請的非穆斯林教授和講師們，也曾用心教過我們的學生，我對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祝願他們都能有一個好的歸宿。甚至那些給我們找過麻煩，後來又手下留情的官員們，我也祝他們的人生有一個好的結局。
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我校的境況稍微好了一些。我們又回到了東升小學，因為校方在我們離開後遇到了令他們頭痛的租客，據說那位名氣很大的氣功大師，後來不但跋扈而且老是拖欠房租，相比之下，他們認為我們最講信義，是最好打交道的人，我們的學生也很有禮貌不惹是生非，所以歡迎我們再回去租用他們的校址。這一時期，我校得到了國外穆斯林的一部分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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