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滄桑：阿聯酋韓文成阿訇為黃萬鈞阿訇歸真而作
選擇
在看守所裡苦苦煎熬69天之後，終於在1995年10月8日那天等來了釋放令。此時的我，已被劇癢之痛折磨得不成人形，這一次兩個多月所遭之罪，比前兩次所受之難還痛苦。匆匆告別三位監友和相關人員後，急忙跟著省廳派來的人離開了監牢。
來人將我從湟源縣看守所帶到了西寧的一家清真餐廳，這裡有兩桌人在等候，其中有省公安廳的，有西寧市公安局的，有城東區分局的，還有周家泉派出所的，大大小小的負責人，經介紹後一一認識，大家客客氣氣吃了一頓飯。然後，我被告知，今後幹什麼事請，請給有關部門打個招呼，這樣辦事比較方便。
我明白，由於北京方面把我這個“燙手山芋”扔給了他們，他們這是在用委婉的方式告訴我，今後辦事需一級一級地爬樓梯審批，不要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們的好意我領了，可我還能幹什麼呢？我已經沒有那麼多想法，只是想著儘快回家治病。
回到家裡，母親和親人們喜出望外。我被抓走後，他們一直沒有打聽到我的確切下落，但有好心人曾暗示過他們不用擔心。母親見到我後悲喜交集，但更多的是高興，她認為從此以後，我就會收住心留在西寧不離開她了。她早已安排小孫子在西寧開始上學了。
接下來，親友們帶我去醫院看病，去溫泉泡藥澡，還用各種土法子治療。半個月下來，病情有所好轉，但卻無法除根，不過知感主，我能夠忍受了。這才開始一邊治病，一邊考慮自己下一步準備幹什麼。
通過電話，我從妻子口中得知，我被捕後她按照信中的要求，將北京家裡有用的東西運到了雲南，餘下的全都送了人，北京已經沒有家了。現在，她在看病的同時等待著我的決定，要麼來西寧，要麼留雲南，要麼去別的地方。
此事讓我頗費腦筋，北京是不可能去了。留在西寧，最大的好處是能夠陪伴母親，這也是母親一直所希望的，想當年我去北京辦學時，母親就不樂意。她總認為西寧好，只要我在西寧當個阿訇，天天能讓她見著我，就是最好的事情。我曾請母親去北京住過兩三次，但她覺得那裡沒有西寧好。這一次，說什麼她也不讓我離開了。
我知道母親最疼我，可我覺得三位哥哥對母親的孝順是出了名的，而且他們都事業有成，在家裡有我不多，沒我不少，而我是想幹一番教門事業的。我在西寧當過阿訇，也辦過學，瞭解地方政府的做法，否則也不會有當年賭氣離開西寧去北京辦學之事。現在留下來當阿訇也很難，就我的個性而言，讓我出賣原則去當一個會鑽營的紅色阿訇是不可能的。反之，我將一事無成，這是我不願看到的。
可是，學校辦不成了，雜誌不准出了，想做學問也不行了，阿訇當不成了，老師不好當了，出國不可能了，北京不能呆了，西寧領教過了，我還能去哪裡？還能幹什麼？
思前想後，我採納了三哥和幾位好友早先提出的建議，合夥開一家公司做生意，然後為教門做點貢獻。公司就註冊在上海，起名叫上海伊聯實業有限公司，下設三個點：一個在上海，一個在西寧，一個在新疆喀什，大家推舉我當董事長，去上海總負責。開會決定以後，大家立即分頭去行動。
雖說做了這樣的選擇，但說服母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母親一直不同意我離開西寧，為此攥緊小孫子不放，還跟我賭氣不說話。我只能請哥嫂和親友們做說服工作，勸說了半個月，母親終於想開了，同意我帶上孩子去雲南。離開母親，我也難過，但我總想在更大範圍內幹點教門的事情，為此請求她原諒我的決定。母親原諒了，也答應將來去跟我住一段時間。
就這樣在西寧呆了一個月之後，我帶著孩子去了雲南。妻子家在開遠市，我和孩子到了那裡以後，受到了妻子娘家人的熱烈歡迎。四個月不見，妻子顯得更憔悴了，但在見了我們以後精神好多了，她已托人給孩子找好了一個小學借讀，沒有影響孩子的學業。岳父岳母人都很好，一家人待我為上賓，都勸我先安心養病，希望身體恢復好以後能夠留在開遠發展。
開遠是個小城市，物價也很便宜，過個生活不成問題。我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月時間，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學，就去醫院看病打針，這個病反反復複地折騰我，令我備受煎熬，醫生說這種病恐怕幾年內都難除病根。妻子的病雖說找了好多大夫，吃了很多藥，也做過食道賁門微創手術，但也收效甚微。
在此期間，我去看過沙甸大寺和舍西德烈士墓，也去過平遠街等周邊地區，瞭解了一些實際情況，對這些地區的穆斯林狀況有了一定的認識。
沙甸是雲南省紅河州個舊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區，是滇南著名的回鄉。沙甸位於個舊、開遠、蒙自三市的交界處。全區居住著回、漢、彝等民族，回族占總人口的90%多。在其相鄰處還分佈了大莊、茂克、新寨等較小的回族聚居村。
“文革”期間，這裡發生過一場慘絕人寰的沙甸慘案。當時由於國家推行極左路線，全國強行關閉清真寺，焚燒經書典籍，殘酷迫害信教人士。沙甸回民像全國穆斯林一樣，宗教信仰被當作“四舊”予以破除，清真寺被當作“封建堡壘”加以封閉。穆斯林禮拜活動被禁止，伊斯蘭經典被查抄焚毀，阿訇和虔誠信士被批鬥，有的極左政策甚至要求穆斯林養豬……
1973年10月，沙甸穆斯林為了方便禮拜，自行打開了被封閉的清真寺。立即遭到了地方當局的殘酷迫害。1974年11月，馬伯華等人向上級組織要求落實民族宗教政策。之後，十位回民代表奉命進京商討落實政策問題，體現了穆斯林勇敢、剛毅、團結、執著的精神氣質。願主慈憫他們！
1975年5月17日，一千多名荷槍實彈的武裝人員，包圍並強行進駐沙甸，被沙甸回民擋在了村外。當局對廣大回民的正當要求置若罔聞，撒播傳單，捏造罪名，胡說沙甸有一條秘密通道可直達海外，又說沙甸準備建立“沙甸伊斯蘭共和國”等不一而足的“罪名”以激化矛盾、混淆視聽，導致多次發生流血事件，又把“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罪名強加在回民頭上。
1975年7月29日淩晨，當局開始對沙甸回民進行武裝鎮壓，釀成了全國罕見的沙甸慘案。七天八夜，耗費了許多炮彈和彈藥，摧毀民房4400多間，打死沙甸回民900多人，傷殘600多人。以參加“沙甸叛亂”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市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縣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個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傷、殘近1000人。其中開遠市新寨的傷亡比例最高，超過了沙甸。後因“沙甸事件”被強加罪名而判處死刑和重刑的多達數十人，被強行關進“學習班”的有數百人。
震驚中外的“沙甸事件”慘絕人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史上寫下了最不光彩的一頁。1979年2月，中共為“沙甸事件”平反，檢討了執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錯誤，徹底推翻了一切污蔑不實之詞。
面對著沙甸的舍西德墓，我們惟有祈求仁慈的主擢升烈士們在天堂中的品級！
先烈們為了守住信仰挺身而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穆斯林信仰的自由。按理說，下一代人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大好時光，多幹些對今後兩世都有益的事情。可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現象：隨著經濟大潮的到來，這些地區的少數穆斯林竟被利慾薰心，借著靠近邊境的便利條件，罔顧教法與國法，幹起了害人害己的罪惡勾當——販毒活動。
就在他們數著大把鈔票、大興土木建造豪宅、公然踐踏教法與國法的時候，主的懲罰也如期而臨——他們的鈔票被頑逆的子女肆意揮霍，他們在毒害別人家子女的同時，自己的兒女也開始吸毒。他們寬敞舒適的豪宅，未能代替陰暗潮濕的監獄；被充公的萬貫家財，也沒能救得了自己腦袋開花……
他們忘了還有最難過的一關：將以這樣的“勞作”去見主時，他們該做如何的交代？
先知（主賜福安）說過：美好的主只接受美好的事物，不接受用非法所得敬獻的善功。希望我的教胞們能夠自警自省，穆斯林不能像沒有信仰的人那樣只為今世活著，我們還要後世啊！人總要去見主的，死後連一根針都帶不走，何必冒著兩世不幸的風險，去觸犯主的律法呢？
我由此覺得，民族素質教育，任重而道遠。正教興亡，匹夫有責！
1995年12月底，我將妻子和孩子暫時安頓在開遠後，告別了岳父母一家，隻身一人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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