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阿拉伯人對哲學和科學的貢獻
伊斯蘭教從產生起，就十分重視理性，並清醒地認識到當時阿拉伯半島知識的貧乏和思維的單調，因此很快在阿拉伯半島便掀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翻譯運動。哲學和科學文化的一系列著作由希臘語、敘利亞語、波斯語、印地語、希伯來語、科普特語、奈伯特語和拉丁語等外來語翻譯成阿拉伯語，形成了世界史上罕見的百年翻譯運動。希臘書籍翻譯成阿拉伯語，開始于7世紀初。這一時期對外來文化的移植工作雖然只是開始，但阿拉伯人已經通過這次嘗試認識到，在阿拉伯世界之外，還有很多值得吸取的東西。倭馬亞王朝對這種翻譯工作未加組織，致使移植工作在初興時收效不大。阿拉伯帝國進入阿拔斯朝之後，經過哈里發曼蘇爾、拉希德等人尤其是馬蒙的努力，使外來文化的移植運動達到了鼎盛。
馬蒙是阿拔斯朝第七代哈里發（813～833年在位），在位期間，外來文化的移植活動達到頂峰。馬蒙本人博學多才，有理性主義的強烈傾向。他偏愛莫爾太齊賴派的思想，提倡《古蘭經》的明文應該與理性判斷相符合。為了支持該學派，他不得不到希臘哲學家特別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那裡去找證據。他還擴建了第五代哈里發拉希德開始建立起的“智慧宮”，有力地推動了這些著作的翻譯。智慧宮是一個圖書館、科學院和翻譯局等在內的聯合機構，集中了阿拉伯帝國的著名科學家、翻譯家和各方面的知識精英。馬蒙派人到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等地搜集到大量的希臘古籍，都被收集智慧宮內，其中就有大量希臘的哲學古籍被譯成阿拉伯語。學者們翻譯出來的著作，馬蒙常對其優秀者賜之以等量的黃金作為報酬。阿拉伯帝國阿拔斯朝的翻譯工作大多是在這裡進行的，甚至倭馬亞朝已經翻譯出的若干譯本，因為當時翻譯得不準確，也在這裡被重譯或校改，外來文化和哲學的大多數優秀譯本均出自智慧宮。
在百年翻譯運動中，阿拉伯人除了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移植到阿拉伯世界以外，還大量翻譯了諸如希波克拉底、歐幾裡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畢達哥拉斯等人的數學、自然科學和哲學著作。這次移植運動的規模大、範圍廣、品質高，在阿拉伯思想史上具有深遠意義和重大影響，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如此：其一，保存了古代的學術文化。阿拉伯人的移植運動，不僅保存了大量希臘古代文化典籍，而且也保存了很多印度和波斯的古代典籍。古希臘和古羅馬哲學家的很多哲學原作，在中世紀多已散佚，而阿拉伯文譯本卻大多保存下來。波斯和印度的一些學術著作也有類似的情況；其二，對阿拉伯人的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阿拉伯人所受希臘思想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在思想方法方面也是如此。英國學者漢密爾頓·阿·基布說：「希臘思想給伊斯蘭世界最顯著的遺產不是科學，而是方法、規程和求知欲。方法和規程來自對邏輯學的研究。」[1]51希提也說：「亞里斯多德關於邏輯學的著作《工具》（阿拉伯譯本包括《修辭學》和《詩學》）和玻爾菲利（即波菲利）的《邏輯學入門》，很快就與阿拉伯語法取得同等地位，成為伊斯蘭教人文主義研究的基礎，直到現在還佔有這個地位。」[2]369由於接受了希臘的思想方法，阿拉伯思想家的理性思維水準有了很大提高；其三，啟蒙了歐洲思想界。由於希臘古典著作在中世紀的散佚，歐洲人在西元12世紀以前，幾乎無人瞭解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1125～1280年，西班牙托萊多創辦了一所翻譯學校，當時許多著名學者在這裡進行翻譯阿拉伯著作的工作。由於他們的努力，許多希臘哲學著作的阿拉伯文譯本又重新被譯成歐洲各種文字，歐洲人才重新聽到亞里斯多德的名字，接觸到真實的希臘古典哲學著作。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學說憑藉阿拉伯哲學家而傳入拉丁世界，「從而對於中世紀時代歐洲的哲學研究，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2]369。
歐洲學者也承認，從阿拉伯世界湧來的知識潮流，給歐洲帶來了向心靈解放的「大躍進」，促進了發展自由思想的偉大進步[3]134，喚醒了沉睡的歐洲思想界，導致了歐洲文藝復興的到來。愛爾蘭學者喬治·湯遜談到了伊斯蘭教在科學方面對歐洲的巨大影響：「由於作為文學奇跡的《古蘭經》的核心地位，以及阿拉伯人對自己語言的驕傲，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學都佔有著重要的地位。各大院校紛紛成立，裡面擠滿了來自各國的學生；各個領域的題目都產生了偉大的成果；圖書館裡收集了數以十萬計的書籍；哈里發們遍搜全球，找尋知識；派出遠征隊前往異國求取各種學問；他們雇用了大量的翻譯員，把希臘、埃及、印度和猶太的著作譯為阿拉伯文；他們盡心學習文法和法律，大規模地編印了許多的字典、辭典、百科全書；他們從中國引進了紙；從印度引進數位系統（通常稱為阿拉伯數字）。阿拉伯文成為世界語；哈里發們會邀請一些國際知名的文人到宮裡來，各國的學者、哲學家、詩人、文法家常會在首都的大書店裡不期而遇。」「他們在實用與抽象科學上發展的速度和文學一樣快。在實驗科學、醫學、解剖學、化學、物理、地理、數學、天文各方面，阿拉伯人都是領先全球。他們發明了一種全新而獨特的建築風格，揉合了典雅和力感，並且採用了自然光。這種建築風格可以在印度、爪哇、中國、蘇丹和整個俄羅斯地區看到；他們發展了各式各樣的工業，改良了農業和園藝；藉著引進、使用航海用的指南針，他們的船通行四海，而商隊維繫了帝國內各省的貿易，他們運送著印度和中國、土耳其斯坦和俄羅斯、非洲和馬來群島的產品。」「輝煌的巴格達市充滿了清真寺與宮廷、學識的殿堂和芬芳的花園，成為伊斯蘭世界裡其他都市爭相模仿的對象，如巴士拉、布卡拉、格拉那達和哥多華等都市。據載，哥多華在最繁華的時候有二十萬戶上百萬的人口。人們在入夜以後可以走在鋪設很好，又直而又有照明達十六公里的街道上……而在歐洲的巴黎，數百年以後還沒有鋪設路面的街道，倫敦也還沒有公共照明呢！……儘管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立著，但不可避免的，伊斯蘭教先進的文明影響了歐洲的生活和思想。這可透過伊斯蘭在西西里和閃耀聰慧的西班牙等的前哨站、回教學者的智慧和回教大學的資源、商人、外交人員、旅者、軍人、水手、重新被征服的農人，新觀念、新技術、新態度從伊斯蘭世界傳給了西歐等方面體現出來」[4]29-30
因此，科學史學者喬治·薩頓曾談到中東的「東方智慧」影響西方的「三次大浪潮」——第一次來自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羅馬時代），第二次來自以色列（基督教），第三次來自阿拉伯和波斯（中世紀）。[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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