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堅先生于1906年出生在雲南一個傳統的穆斯林家庭，先後求學於清真寺的經學堂、雲南回教高等經書並授學校、昆明明德中學，還去寧夏固原在虎嵩山阿訇門下學習。後來又到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師從達浦生、哈德成、王靜齋等學者。1931年，作為中國第一屆留埃學生團赴愛資哈爾大學學習，並立志終身追求兩件工作，一是精通阿拉伯語後在國內傳佈阿拉伯語；二是翻譯和注釋《古蘭經》[]。而馬堅的追求，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

馬堅的學術成就，實際上是繼承了中國穆斯林，尤其是雲南回族穆斯林的學術傳統，他們既要研究教典，又要學習漢文化[]。回族知識份子對自我具有清醒的認知，尤其對於回族知識青年應具備的修養及使命與責任具有深刻的認識。例如，劉山、馬心泉、馬元義等人一致認為“高尚的志趣、廣博的知識、積極奮進的精神是伊斯蘭新青年必須具備的基本修養”[]。同時作為中國知識界的一員，回族知識份子們不僅鑽研本民族的文化精髓，而且重視對中華傳統經典的學習和解讀。學習的目的除了適應社會發展外，還為了更好地進行自我表達。馬堅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學者，也是當代伊斯蘭文化中的一顆引人注目的巨星，一生碩果累累。“可以說，馬堅是第一個以完整的身份登上主流文化舞臺，並保持了完整的身份參與體制內學術建設的穆斯林知識份子”[]。馬堅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回回民族的“自我表達”和與他者的“文明對話”，這也是幾代回族知識份子的共同理想追求。

一、文化自覺：反思民族教育，促進文化交流

明清之際，陝西經學大師胡登洲創辦回族經堂教育，對中國穆斯林文化教育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傳承至今，並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進行了相應的改革。自民國以來，回教有識之士，深信回教的寺院教育尚不能滿足新時代的要求，乃於宗教學校外，另設普通小學，而於宗教學校內，添設國文、史地、博物、數理化、公民等科[]。回族穆斯林知識份子充分認識到本民族積貧積弱、獨善保守等群體性症狀，以及傳統的回族教育（包括經堂教育）的不足和缺陷，提倡在教育體制、課程設置、教學管理、考試制度等方面進行改良，並積極實踐。在馬堅先生翻譯的《回教真相》原版序言中說：“我要在這裡，附帶著勸告中國的回教教胞，希望他們趕快覺悟，趕快提倡教育，講究實業，因為回教不是出世的宗教……”[]與此同時，馬堅指出“造成中國穆斯林落後的狀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國穆斯林至今沒有正確理解伊斯蘭教的根本精神，沒有理解《古蘭經》中很多經文的真正精神，加上日常宗教教育中的對於經典的誤解，導致文化和經濟都落後。此外，還跟群體的愚昧無知、內部不團結和生活的貧困等等有關”[]。為此，馬堅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一是大力提倡教育，鼓勵穆斯林多學習文化，學習現代科學知識；二是大力翻譯伊斯蘭教主要經典，使中國各族人民對伊斯蘭教有全面的瞭解；三是宣導中國穆斯林從事工業和商業活動，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水準；四是發揚伊斯蘭教的美德和文明，使各種謊言和不實之詞，不攻自破[]。

回族知識份子對於教育的重視不僅反映在教育理念的革新，而且體現在實踐中對於人才的培養。馬堅先生能夠在求學生涯中，取得突出的成績，一方面源於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跟當時的回族教育界對於人才培養的重視密切相關。當時，回族實業家白亮誠等創辦學校，並資助回族學子接受教育。回族知識份子連同回族實業家們創辦雲南高等經書並授學校、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成達師範學院等新式回民學校，先後資助派送學子赴埃及等國深造學習，為後來的中國回族社會培養了大批的中堅力量。

新中國成立初，主流社會對回族文化的誤解依然存在，究其原因，一是外界對於回族的文化缺乏瞭解，二是回族自身對於自己的信仰文化也一知半解，當遇到他人誤解和質疑時，無法做出正確解答。對此，馬堅在擔任全國政協及人大代表期間，以“消除誤會，增強團結”為目標，先後發表《回民為什麼不吃豬肉》（刊於《人民日報》1951年3與20日）《穆罕默德的寶劍》（刊於《光明日報》1951年1月19日，《人民日報》同年1月20日轉載）《在回漢農業合作社裡和日常生活中有關豬的幾個問題》（刊於《光明日報》1956年11月30日）等文章，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在《穆罕默德的寶劍》的寶劍一文中，馬堅提出“國內各民族必須相互瞭解才能相互尊重；必須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團結，組成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

馬堅突出的學術成就是將阿拉伯語《古蘭經》全部翻譯成漢語。同時，他還翻譯了《回教哲學》《回教真相》《伊斯蘭哲學史》《阿拉伯通史》《教典詮釋》，並將《論語》《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翻譯成阿拉伯文，編著《中國伊斯蘭概觀》《阿漢辭典》等。這些學術活動是馬堅對中阿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貢獻，是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探索和實踐，也是對先賢“以儒詮經”事業的繼承與發揚。

馬堅先生在他所翻譯的阿拉伯語版《論語》的前言中說：“我是中國人，又是穆斯林，我肩負著雙重義務：公民的義務和宗教的義務，我應當盡自己最大努力，幫助不懂中文的其他國家的人民，瞭解中國的哲學和文學；同樣也盡自己最大努力，把伊斯蘭教的經典和著作介紹到中國，以便教內外同胞都能瞭解伊斯蘭教的真諦”[]。

因此，中國回族知識份子具有多重追求：一是要為本民族提供具體的指導，實現更好地發展；二是構建與異文化之間溝通的橋樑，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消除誤解和偏見。

二、愛國愛教：忠於祖國，堅守信仰

馬堅把民族、宗教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聯繫起來，並將國家的存亡即“愛國、保國”明確地放在首位，為振興國家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在《回教真相》的譯者新序中說：“保衛祖國是每個人民的天職，保衛世界和平是每個穆士林的義務。必須我們的祖國不受戰爭的威脅，我們才得安居樂業，才能安心地從事我們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這本譯本的出版情況，就是一個最切實的例證”[]。中國穆斯林愛教也愛國，他們忠於祖國，也堅守自己的宗教信仰。“闡揚回教文化，以充實中國文化，運用宗教的信仰和力量，啟發回民的知識，以充實國家民族的力量”[]。因此，回族知識份子考慮問題以國家利益為重，遵循“愛國是信仰的一部分”的信念，並為國家的強盛繁榮和民族團結工作努力。

在中國急劇的社會變革中，馬堅先生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以及黨採取的促進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各項方針政策，他擁護土地改革，擁護《婚姻法》，積極支持抗美援朝，擁護社會主義改造等，認為這一切與伊斯蘭的基本教義並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關於馬堅先生的政治觀，安士偉在《深切緬懷兩位著名學者》中寫道：“值得一提的是馬堅先生……從建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後期，一直參加了中國的政治活動，他始終利用自己參政的機會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穆斯林的意見和要求，維護穆斯林的利益”[]。

馬堅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間，曾擔任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重要翻譯，其學識和品德都得到國家領導人的認可和讚賞。與此同時，還擔任政協和人大代表等職位，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建設。這一方面源于馬堅本人扎實卓越的學術能力和成就，另一方面也與回族知識份子的價值觀相一致。回族知識份子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特殊使命，他們一方面要作為國家的一份子，為祖國奉獻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作為回族知識份子，也有弘揚穆斯林優秀文化，樹立群體形象之職，促進政府與穆斯林之間的間接互動。

為了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馬堅傾注了自己的畢生心血，在晚年時，他仍然寫道“我是一名回族教育工作者……我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左眼已失明多年，右眼視力已很微弱，行動吃力，但我要把自己的晚年全部獻給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

在以馬堅為代表的回族知識份子的身上，我們看到他們所具有的獨特的人格魅力、精神氣質以及人生境界，展現了回族穆斯林精英的風範，激勵著一代代後來者，沿著前人的道路前行。

縱觀馬堅先生的學術生涯，我們會發現他的思想具有中國回族知識份子的共同特點，既進行自我文化表達，又推動不同文化對話，體現了一個群體一脈相承的心史，是一筆生生不息的精神遺產。

（本文為2016年北京大學馬堅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學術會議上發言，刊發于《中國穆斯林》2017年第4期。作者單位：北方民族大學回族學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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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振中編著：《學者的追求——馬堅傳》，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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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馬松亭：“中國回教與成達師範學校” ，李興華，馮今源：《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下冊），1985年，第1035頁。

[12]李振中編著：《學者的追求——馬堅傳》，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頁。

[13]安士偉：“深切緬懷兩位著名學者” ,《中國穆斯林》1989年第1期。

[14]馬堅：“把晚年獻給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 ，《北京日報》1978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