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 | 2miao

編輯 | 章三

昨晚，在平遙古城月臺露天影廳，第二屆平遙國際影展·平遙之夜後，第五代女導演劉苗苗的新作《紅花綠葉》迎來了它的國際首映。導演攜主創胡維捷、羅克旺、馬思琪同台亮相。

拍攝於回族村落，這裡生活著信奉伊斯蘭教的村民，《紅花綠葉》的故事根據一對新婚夫婦展開。因為自幼患有一種頑症，李國清（古柏）認為自己不是個可愛的青年人，也沒有成婚的打算。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出乎意料地娶到了一位能幹且俊美的媳婦阿西燕。突然間兩個陌生人就要睡在一張炕上了。隨著日子過去，他們開始瞭解到對方結婚前被長輩隱去的秘密。他們能學會原諒彼此並培養出愛情嘛？他們能嘗到幸福家庭的滋味嗎?

《紅花綠葉》細膩地抓住了古柏內心的情感起伏，而他對家庭的努力一直是清晰可見的。這是一部人道主義的影片，牽掛平凡的人並賦予他們尊嚴感。導演劉苗苗是第五代導演的女性代表，也是最著名的中國穆斯林女導演，她再次把鏡頭對準西北部地區，平實而真摯地展現了這片她所熱愛的土地和其穆斯林居民們。

導演介紹

劉苗苗（導演、編劇）

中國第五代導演，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曾任寧夏電影製片廠廠長。1993年編劇並導演故事片《雜嘴子》榮獲第50屆義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國會議長金獎。同年故事片《馬蹄聲碎》在第11屆義大利都靈電影節特別展映。1994年執導故事片《家醜》獲第二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影片獎。1996年編劇並導演故事片《家事》（瀟湘電影製片廠出品）。該片榮獲金雞獎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2004-2008年曾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客座教師。

劉苗苗導演 

對話劉苗苗

深焦：您是中國第五代導演，您的電影生涯很早就開始了，在《紅花綠葉》之前，您有數年沒有拍攝電影新片。請問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拍片，又為什麼想拍這個電影呢？

劉苗苗：每個導演都有“短板”，“短板”也是個性。近些年中國電影暢行的影片類型，不是我想拍的電影，我想拍的電影也不是大部分投資方能一眼看出商業利益的。這是多年沒有拍攝新片的主要原因。有幸與北京中北通達結緣，《紅花綠葉》得以成片。拍這部電影主要是想呈現真誠、質樸的藝術氣質，從目前電影市場看，這種氣質已屬罕見。另外，深感從世界範圍而言，伊斯蘭教被極端化，同時也被誤讀。而任何衝突的緣由皆因缺乏真正的溝通，以及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很想通過這部影片為此盡微薄之力。

深焦：給我們透露一點本片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我們很少能夠看到涉及中國穆斯林群體生存狀態的影片。

劉苗苗：影片講述了兩個生活在中國西北鄉村的回族穆斯林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婚前，他們都有著各自的隱情。一個不想娶，一個不願嫁。在家人的極力撮合下，他們結婚了。此後，他們經歷了彼此漸漸接納，直到共同接受命運、擔當命運的過程。

深焦：影片啟用的是全回族穆斯林演員，他們大多都是非職業演員，您如何考慮這一點？又是如何找到他們並指導他們的表演呢？

劉苗苗：全部啟用穆斯林非職業演員是為了讓影片具有鮮明的生活質感。從外部形象說，這些演員本身回族穆斯林特徵很明顯，這是啟用非穆斯林職業演員無法做到的。回族穆斯林非職業演員在家族宗教氛圍中長期熏習，舉手投足與影片人物自然接近。想讓非職業演員完成人物，僅僅靠訓練和拍攝中的啟發是很難做到的。必須從劇本創作開始，選擇適當的風格、類型，以及非職業演員可能完成的情感表達方式。

在鏡頭語言語法的運用上，也要應對非職業演員的特點靈活把握。你問這些演員是怎麼找到的嗎？說實話，都是哄騙來的親朋好友，按照伊斯蘭教規，回族是不提倡演戲的。

《紅花綠葉》劇照

深焦：影片是根據作家石舒清的小說《表弟》改編的，怎麼選到這則故事？您做了怎樣的影視化改編？能談談和石舒清的合作關係嗎？

劉苗苗：石舒清的小說《表弟》最吸引我的是男主人公，這個有精神疾患的人物打動了我。我自己有精神病史，對這類患者的生存困境感同深受。影片淡化了小說原有的較濃重的宗教性，使之融入日常生活。影片較小說有了更強的故事性。

石舒清是出生於故事發生地的優秀的穆斯林作家，十幾年前，我和他曾就他的另一篇小說開始合作，由於種種原因合作未果。石舒清的小說關注人物內心、淡化故事，非常注重細節刻畫，具有深切的人文關懷。用電影形式呈現他小說的樣貌和內涵是有一定難度的，而這也恰恰是很吸引我的地方。

深焦：影片選擇用男主角古柏的視角來講述問題，這是一個被村民看作弱者的男性，而且他還是一個心思極為細膩的男性，但他又有自己的抗爭性在，這種設定很有意思，您是有意識地在反轉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嘛？

劉苗苗：是的。男主人公古柏是內斂的、隱忍的。他溫厚而不懦弱，自尊而不強勢。在我心目中，古柏就是精神貴族。

深焦：片中涉及包辦婚姻、少數民族、穆斯林人群等主流電影很少觸碰的元素，但您並沒有故意強調這些話題點，您是如何考慮的呢？您又如何理解中國當下的穆斯林生態和自己回族穆斯林導演的身份呢？

劉苗苗：在中國，伊斯蘭教屬邊緣文化，處於聚居地之外的回族穆斯林漢化程度較高（所謂聚居地指西北五省、東北三省、雲南省部分地區）。我個人出生于城市，少年時就遠離聚居地。因此，我的回族穆斯林導演身份並沒有給我的生活和創作帶來特別的影響。我要是生活在聚居地的鄉村就可能早早被嫁人，接受初級教育都很難，更不要說學藝術了。

“回族”是新中國成立後對回族穆斯林特有的稱謂，回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當代中國穆斯林的生態是良好的。關於包辦婚姻、少數民族等問題不是這部電影的重點，我更想突出的是人物和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有關自卑、尊嚴、擔當……

《紅花綠葉》劇照

深焦：影片在您的家鄉拍攝，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劉苗苗：我出生在寧夏銀川，祖籍是河北滄州，父輩由於工作原因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調動到寧夏。我在影片拍攝地生活過四年（十二歲到十六歲），那裡通稱寧夏西海固地區，是中國典型的回族穆斯林聚居地。這四年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西海固地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可以說是苦甲天下。西海固讓我懂得了堅忍、質樸、深情並因此受用終生。

深焦：拍攝過程中有遇到什麼難題嘛？您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劉苗苗：影片拍攝成本三百多萬人民幣，這個成本是我主動和投資方商定的。藝術電影的市場回報眾所周知，我不能讓資方賠本，還希望盡可能有一定的利潤，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是唯一的辦法。低成本和保證影片品質的矛盾在製作中深深困擾著我。外景地氣候極不穩定，天氣預報基本不準確，非職業演員在拍攝中需要更多時間排練，而低成本必須節約週期等等，可以說每天都是舉歩維艱。影片終於以二十七天的拍攝時間完成了，但停機後我常常從惡夢中驚醒，都是有關拍攝現場出現種種障礙，拍攝無法為繼的夢境。

深焦：影片導演署名除了您自己，還有本片的攝影指導胡維捷，您能介紹一下這位特別的人物嘛？他在本片拍攝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多重角色？

劉苗苗：聯合導演胡維捷是我的師弟，他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所以他也擔任了影片的攝影指導。十幾年前，他正在北京一家咖啡館和朋友談一部他很喜歡的電影，我也出現在咖啡館，他談的電影是我導演的《家醜》，我們就這麼認識了。那時候，我時爾被疾病困擾，胡維捷多年來一直鼓勵我堅持創作理想。我發病住院時，無論怎麼封鎖消息，他都能在精神病院找到我，帶著一臉頑皮的笑，好像在說：“又闖禍了吧？”他這一笑讓被關在鐵門裡的我覺得自己不過是感冒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深焦：本片很平實地展現了中國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祛魅地展現了真實中國的樣貌。您希望海內外觀眾從這部影片中得到什麼呢？

劉苗苗：中國在發展，苦甲天下的寧夏西海固回族穆斯林聚居地也在發展變化中。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報告，今天西海固人的生活已經有了很大改善。影片尊重這種發展和變化，也為西海固的回族同胞正在擺脫貧困深感欣慰，我們盡可能真實地將這一切呈現給海內外觀眾。我想通過這部影片讓觀眾深信：什麼都可以變，唯有真誠、質樸、深情是不可以變的，也不會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