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化的根本性特徵

文／季芳桐

摘要:伊斯蘭教文化是以商業為特徵的宗教，中國回族繼承了這種精神，以至形成了以商業為根本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清真寺、市場、回回社區三者相聯繫的空間格局。而回商不僅善於運用社會資本，對於技藝的精益求精，且理性的處理獲得的財富；而且也是文化的載體或主體之一。

關鍵字：回族文化；商業文化；文化精神；三者格局；回商

費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希望各個民族能夠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裡，“其美”非常重要，要讚美、褒揚一種民族的文化，就得清楚到底哪些方面值得讚美，值得褒揚。或者說，它到底美在哪裡，美在何處？雖然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特點、個性，然並不意味這些特點、個性都值得褒揚，值得讚美。所以，理性的分析與歸納出各個民族的“其美”非常重要。費老的這一觀點同樣也適用於回回的民族文化。回回熱愛自己民族的文化，希望褒揚、讚美自己民族的文化，是人之常情，每一民族無不如此。而在此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清楚回族文化的根本特點。換言之，知道其美，才能美其所美。否則，難以褒揚，難以讚美。不過若追問回族文化根本特徵這類問題時，似乎又陷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境地：有的認為回回是一個尚武的民族，尚武是一個重要特點；有的認為，回回是一個流動的民族，具有遊牧民族的特點；有的認為，回回是一個重視商業的民族，商業文化是他們的根本特點。筆者覺得這些問題，雖然近似ABC的初級問題，然也是一個民族的基本問題，需要梳理清楚，形成共識才行。

一

提起回族文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伊斯蘭教文化。當然，嚴謹地說，回族文化是伊斯蘭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或者說，回族文化是以伊斯蘭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民族文化。究其回民都被劃歸穆斯林而言，在回族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當然是伊斯蘭教文化。

伊斯蘭教文化是一種什麼文化？伊斯蘭文化具有怎樣的根本特點？日本最著名的伊斯蘭教哲學家井筒俊彥認為，伊斯蘭教文化的基礎或根本之一，是商業文化。換言之，構成伊斯蘭文化基礎的不是遊牧文化，不是沙漠文化，而是商業文化。其理由有三：其一，穆罕默德首先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其二，穆聖生活的二個主要城市，即麥加，麥迪拉，在當時都是世界性的貿易城市。穆聖的生活情感，生活原理，都是貿易城市商人生活的反映。其三，《古蘭經》中大量的內容涉及商業，商業倫理。筆者覺得這個觀點極其準確，極為重要。伊斯蘭教是一種宗教，一種信仰體系，這是常識。同時，也具有商業特點的文化形態。這一點非常重要，卻往往被人們忽略，故這裡重申之，並進行必要的延伸。按照年譜記載，穆聖以40歲為界，之前主要是經商，之後主要是宗教。具體言之，從12歲至40歲，這28年裡，穆聖的工作主要是從事商業活動（先與叔父一起經商，後幫助夫人處理商務）；從41歲至63歲，這22年裡，穆聖的工作主要是從事伊斯蘭教的傳教活動。可見，商業工作與宗教工作構成了其生活的主要內容，而商業活動時間所占比重更大。自然，穆聖傳記與一般人物的傳記存在著相通與相異之處。所謂“相通”或“相同”，是指與穆聖與其他傳主一樣，都有生卒年月，婚姻家庭，以及個人經歷等時空的記載。所謂“相異”，指穆聖傳記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是具有獨特寓意或獨特象徵意義。穆聖與商人雖皆有商業活動的記載，但寓意卻不相同。普通人物大多是歲月的流水帳，穆聖則為一種道路，一種生活方式的宣導。故而，穆聖的從商活動就應成為並已經成為廣大信眾效仿的活動，其從商、從教的道路，自然也成為普通信眾樂於遵循的道路。

《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其中涉及商業內容很多:

通道的人們啊！當聚禮日召人禮拜的時候，你們應當趕快去紀念真主，放下買賣，那對於你們是更好的，如果你們知道。（62：9）

當禮拜完畢的時候，你們當散佈到地方上，去尋求安拉的恩惠，你們多多紀念真主，以便你們成功。（62：10）

商業活動自然涉及契約。《古蘭經》關於契約的記載：

通道的人們啊！你們彼此間成立定期借貸的時候，你們應當寫一張借券，請一個會寫字的人，秉公代寫。代書人不得拒絕，當遵照真主所教他的方法而書寫。由債務者口授，（他口授時），當敬畏真主──他的主──不要減少債額一絲毫。如果債務者是愚蠢的，或老弱的，或不能親自口授的，那末，叫他的監護人秉公地替他口授。你們當從你們的男人中邀請兩個人作證；如果沒有兩個男人，那末，從你們所認可的證人中請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作證。這個女人遺忘的時候，那個女人可以提醒她。證人被邀請的時候，不得拒絕。無論債額多寡，不可厭煩，都要寫在借卷上，並寫明償還日期。在真主看來，這是最公平的，最易作證的，最可祛疑的。但你們彼此間的現款交易，雖不寫買賣契約，對於你們是毫無罪過的。 你們成立商業契約的時候，宜請證人，對代書者和作證者，不得加以妨害；否則，就是你們犯罪。你們應當敬畏真主，真主教誨你們，真主是全知萬物的。(2﹕282)

如果你們在旅行中（借貸），而且沒有代書的人，那末，可交出抵押品；如果你們中有一人信託另一人，那末，受信託的人，當交出他所受的信託物，當敬畏真主──他的主。你們不要隱諱見證，誰隱諱見證，誰的心確是有罪的。真主是全知你們的行為的。（2：283）

通道的人們啊！你們不要借詐術而侵蝕別人的財產，惟借雙方同意的交易而獲得的除外。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4：29）

《古蘭經》有關商業、商業道德的言論還有不少，這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過，僅僅這部分就能凸顯出伊斯蘭教的特點。放眼其他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雖然都有獨特的經典，其也會涉及社會、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關於商業方面的內容幾乎罕見。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僅一二句涉及生計與財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佛教經典可謂汗牛充棟，但除去“佛三身說”中的“應身”可以應大眾的根性、機緣而顯現各種身（包括變為商人）以方便渡化信眾之外，再無商業內容。道教典籍，包括老莊著作等，並無這方面思想。基督教《聖經》基本也是一樣，儘管德國宗教思想家韋伯盡力尋找，只是發現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有一定的聯繫。換言之，上述宗教並無直接討論商業的言論，只有部分言論可以推演出與商業倫理的聯繫。可見，在世界五大宗教中，只有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有許多商業的內容，只有穆聖是商人出身。于此可見，商業文化是伊斯蘭教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特徵之一。

二

作為伊斯蘭教文化的繼承者，回族民眾自然也其繼承了商業文化的特質，並成為中國回族文化的根本特徵之一。所謂“根本特徵”，首先應該是普遍具有的，不是一部分人具有，另一部分人不具有。換言之，其特徵應具有普遍性。其次，應該是能夠區別其他文化的特徵，或者說起極具個性的特徵。最後，應該是恒久的不變的。每一民族的文化自然具有許多特點、特徵，但不是所有的特徵、個性都能夠成為該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徵。只有那些經久不變的，具有穩定的特徵，才是根本的。所謂“之一”是指這種根本性的特徵，是不排斥其他特徵。

這裡以一些個案證明上述觀點。筆者曾經做過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尤其東部地區流動穆斯林人口的調查研究。在調研中發現從改革開放，尤其2002年國家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政策出臺以後，數百萬計的流動穆斯林從西部來到東部謀生。謀生手段主要是拉麵、清真餐飲，以及相關的商品批發，運輸貿易等。現在放眼望去，在東部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見到蘭州拉麵，清真餐飲的“身影”。於是，便引起人們思考，為何漢族農民出來謀生多在工礦領域（即工廠、礦上），而回民卻都在商業領域（即拉麵、餐飲業）？經過十多年的經營，絕大多數的流動穆斯林不僅維繫了全家的生機，而且在城市中有了較好的發展（他們具有固定的餐飲店、居住地、以及穩定的收入）。而在工廠、礦上謀生的漢族民工，大多是只能生存而難以發展。總之，為何他們擇業的領域不一樣？目前生活狀況不一樣？西北回民就身體素質而言，普遍比較強壯，具有西北漢子的特點，他們完全可以象漢民一樣可以憑力氣掙錢。可是，從進入城之日起，他們就希望獨立從商，希望直接面對市場賺錢；而不像漢族民工，總想在工廠、礦上，依附老闆或工頭賺錢。一個是獨立，一個是依附；一個是直接面對市場，一個是間接面對市場，其結果（收入、住房、發展空間等）之懸殊自在預料之中。至於，他們的教育程度，勤奮程度等等，都是次要的。那麼，為什麼流動穆斯林有這種獨到的見識，有獨立經商的勇氣？筆者覺得還得從他們的文化特性中找原因，找差異。換言之，流動穆斯林與身俱來就具有從商的特性或基因，以及東部的市場環境給與的便利與空間，使他們大多發展順利。可以說，回族先天的商業稟性、特點，是他們不同於漢族的一個重要標誌或根本特徵。這裡補充一點，如人所熟知，市場是需要眼光的，西北流動的穆斯林恰恰具備市場眼光。別的不說，就說他們發現東部城市或者經濟發達的地區具有拉麵市場，就是了不起眼光。南方人基本是以大米為主，麵食為輔，部分人甚至吃不慣麵食。流動穆斯林偏偏來南方做麵食，並且做出了這麼大的市場。真是匪夷所思。這種獨到的眼光難道不是回族特性的顯現嗎？或有人認為，漢族也有喜歡經商的，比如浙江的溫州商人。他們也具有從商的特質或潛能，而且經商的業績也很顯著，有的甚至超過回回。可見，它未必是回族的文化特性。其實，這是誤解。漢族人口十多億，從事各類工作的人都有，都可以找出一大批。他們的數字再大，在漢族人群中也只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人的特點，怎麼能成為漢族的普遍特徵？！而回族從商則是整個族群的特徵。俗話說：“回回兩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買切糕。”這種說法雖不盡全面，不盡客觀。但是，也描繪出了回回大眾普遍的從業方式。總之，由於普遍性的原因，商業文化完全可以稱為回族根本性的文化特徵，卻難以成為漢族文化的根本性特徵。

這裡，一方面說與身俱來，一方面又說是文化的特徵。前者近乎先天，後者近乎後天，彼此似乎矛盾。實際上，回回這種文化特徵，確實兼有先天後天的意味。說先天是因為這種特徵具有秉性的意味，說後天因為文化薰陶或熏習畢竟是出生以後的事情，是周圍文化環境對人的影響。總之，這就恰似一粒“種子”，部分依賴先天，部分依賴後天。回回的族群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朝來華的大食商人，以後雖然職業分途，然從商業者居多。家庭的傳承，社區的影響，使他們更易把握從商的技能，並在市場裡找到獨立的空間，生存並富裕起來。由於，這種重商的習慣與教義有一定的聯繫，與四周的文化環境，家庭的身傳言教也有相當關係。所以，我們將其視之為回族文化的影響，並視之為文化的根本特徵之一。

此外，回族千百年的居住格局也能夠印證這種文化特性。在中國絕大多城鎮裡，清真寺、市場、回回社區，這三者是相互聯繫，相互依成的，以至形成一種固定的格局，最為典型的是西安回坊、北京牛街等。進而也構成了回回生活的三個重要環節：禮拜、經商、居住。這種格局是自然形成的，雖經歷千百年而沒有多少改變(只要政府不強行拆遷)。筆者曾詢問過西安回坊的歷史，當地的居民雖然說不出它起於何時，但感覺它一直存在著。若按照清真寺來推測，自唐朝以來，一直聳立在那裡。其他城市的回坊、市場、清真寺的格局雖不一定都建立於唐朝，或有明清時期的，然也一樣歷史悠久。可見，這三者連成一體的格局是歷經歲月而恒久不變。當然，中國這麼大，某些城市，某些地區的這種格局也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它們也會隨著歷史發展發生一些變遷。究其主因大多是商業中心地發生了轉移。京杭大運河沿岸的清真寺的興衰就是例證。當運河成為南北運輸主要通道時，運河沿岸商業也比較發達，如江蘇的淮安、山東的濟寧等地。當時，回回大多居住在運河沿岸，清真寺也建在這裡，故而形成了市場、清真寺、回民區三者相互聯繫的格局。當公里、鐵路成為南北運輸的主管道以後，市場自然地轉移到公里、鐵路兩邊。接著，回回社區也開始了轉移。不久，新的清真寺也在新的地區聳立起來，而留在運河沿岸的清真寺則門可羅雀。換言之，當新的（三者相聯繫）空間格局形成之後，舊的空間格局也發生變化。目前，這種狀況又重現在新型的商業城市（如廣東的深圳、浙江的義烏）中。大家只要關注下這些城市的市場、回民居住區、清真寺的歷史，便一目了然。當然，在變化中又顯現出不變的規律，即格局的地理位置或有一定變動，但三者聯繫的格局基本是穩定的，不變的。

國外的中亞、阿拉伯地區，也基本是這樣一種格局，即清真寺週邊是一個大巴紮，而清真寺、巴紮、穆斯林社區是連成一體的。不同的國度都存在這種相似的格局，是相互借鑒的結果，還是自然形成的結果？需另文探討。但是，它們的並存確實反映了宗教、市場、穆斯林之間的緊密關係，即穆斯林的生活離不開商業，也離不開宗教。阿拉伯、中亞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如此一來，更加印證了中國的伊斯蘭教也是一種以商業為根本性特徵的宗教，中國的回族也是以商業為根本性特徵的民族。

三

既然回族文化是以商業為特徵的文化，那麼此種商業文化與其他商業文化相比，有無獨特的個性或特點？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其經營的領域不能違背伊斯蘭的教義。比如不能進入教義禁止的行業，如高利貸，以及其他以錢生錢的行業。所以，在歷史上很少見到回回經營當鋪、錢莊，現在也基本延續這個慣性，不涉足證卷、期貨、股票等。與此相對，從猶太教、基督教派出的文化不僅不反對，而且鼓勵信眾進入這些領域，以至銀行金融業的傑出人物中具有猶太教、基督教背景的人較多。儒家商業文化大致相似。儒家對於商業領域並無什麼特別的禁忌或限制，涉足這類領域中人較多，佼佼者不少，失敗自殺者也不少。回族文化重視實業，重視產品製造與貨物運輸。對於允許的進入的行業，也不得違背教義或教義精神。《揚州伊協簡訊》最近報導了一位元做牛肉生意的李姓回商。李老闆是一位回回，他宰牛堅持按照教法要求，牛肉不注水有刀口，所以很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生意一直很好。一年臘月，因為連續雨天，冰凍天氣，交通受阻，活牛無法運進。但又因為臨近春節，一邊牛肉銷售量不段上升，一邊活牛無法運進。這時當地一位冷庫老闆找到他，推銷自己的牛肉。李老闆問道：你的牛肉有沒有注水，有沒有刀口？冷庫老闆說這年頭歲誰管這些。李老闆答道，這怎麼可以呢？冷庫老闆又說：“我不說，你不說，誰會知道!再說春節快到了，生意這麼好，還愁賣嗎？”李老闆板起臉：“對不起，我是穆斯林。我寧可無牛可宰，也不賺昧心錢”。這種不賣注水牛肉的做法，體現出回回的文化精神。需要補充的是，這樣境界的回商在各地還有許多，他們文化程度可能不高，但都能自覺遵守教義或教義精神。對比一下，其他商業文化，卻沒有上述限制，顯然這是回族文化個性或特色。

其次，依靠獨特的社會資本。其實，每個行業都有社會資本，可是，各個商人群體的社會資本是不一樣的，其經營的後果自然不盡相同。在經營領域的上下線或前後環節：產地、生產、運輸、銷售，回回商人儘量依靠自己的社會資源，尤其是穆斯林之間的聯繫。大致說，回回企業絕大部分社會聯繫網路的成員是穆斯林，其次，才是同鄉、同學等。因為，穆斯林內部有相通或相近的規範、習俗、規則等等，彼此交流起來，互動起來比較容易，也易於建立比較可靠的合作關係。比如，民國時期回回主營的玉石、皮毛行業，就是這樣。中國玉石大多出自新疆、雲南、青海等地，這裡是穆斯林聚集地，與他們建立牢固的夥伴關係，可以保障貨源供應。中國的皮毛多來自西北，這裡穆斯林也很多，且擅長皮毛加工。故而，沿海的穆斯林商人與上述地區的穆斯林建立並維繫著良好的關係，使之成為社會網路的重要成員。於是，這兩大行業一度為回回商人壟斷。目前，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商業領域更廣了，行業更多了，可是回回們的社會網路依然以穆斯林為主，這點沒有變化。筆者曾調研過流動穆斯林的拉麵店，獲悉這裡的牛肉、辣子、麵粉等都是由同鄉供應，例如河洲的拉麵店是由河洲穆斯林供應，化隆的拉麵店由化隆的穆斯林供應。這樣分工合作，有利於把東西做得精細，也有利於降低成本。如此一來，味道好，價格低廉的拉麵，當然能夠吸引大量顧客。顧客多了收入也就增加了，從而形成一個良性迴圈，以至於越做越好。另一方面，餐飲業的顧客較雜，也會因小事起糾紛。因此，這裡的拉麵店又成立了諸如西北聯絡組一類的通訊網路，一旦遇到糾紛立即進行聯繫，在很短的時間裡，把同鄉招呼過來。由於穆斯林人多心齊，許多糾紛都能夠獲得化解。歸納一下，這些回回生意人依靠的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兩大系統：一是生產經營系統裡的社會資本，一是社會治安領域的社會資本。回回生意人就是依賴這兩方面的網路（成員主體主要是穆斯林，或者說只要可能一定選擇穆斯林），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領域，經營得一直比較穩定。或有人認為，漢族商人也能建立這兩方面的聯繫網路。是的，漢族企業也可以，或者已經建立了上述兩方面的社會網路。但是，運用起來效果卻不確定：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不好。其中的關鍵在於網路的基本成員（同鄉、同學、親戚）能量大小，以及彼此關係的親疏。若是這些人能量很大，而彼此關係又很好，效果不言而喻。否則，則不好或不甚好。譬如某餐飲店出了糾紛，發出資訊請求説明，結果卻令人失望：在漢民社會，若不是親屬，基本不會趕來幫忙。其他領域也大致相似。漢民社會裡雖然也存在約束規則或約束機制，但是個體之間沒有信仰作為憑藉，沒有因果報應作為依靠，加之家族意識極強，故而這類（除非經濟利益緊密相關）社會網路往往難以發揮作用，或是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再者，專一而求精的工匠精神。回回多年來似乎一直是市場的幸運兒，他們雖不大富大貴但大多數也能維繫自己的生機和事業。市場為何親睞回族商人？實際上，與其對技藝的求精而持之以恆有關。從歷史上看，回回經商經營餐飲業的居多，清真餐飲一直是他們固守的“陣地”，教外人幾乎難以理解清真餐飲裡面種種有形和無形的限制，故難以在清真領域內獲得機會。如此一來，清真餐飲就為回回贏得了生意或生機的空間。這個空間一直存在著，至今沒有什麼改變。或許是祖上原因，他們對於牛羊肉，以及雞鴨之類的物品的製作非常在行，以至做出了許多的品牌：南京的蔣有記鍋貼，韓復興鹽水鴨等等。各地這樣的品牌都很多，名稱也很響。不過，回回做餐飲也不面面俱到，基本只做一行，甚至只做一種食物。比如，洛陽某回回擅長羊雜湯，幾十年乃至在人們有限的記憶裡，一直製作羊雜湯，以至越做越精，名聲越來越大。但是，他一直固守羊雜湯，絕不涉足其他門類。南京有位回回擅長鹽水鴨，幾代人都在製作鹽水鴨，至今如此。在外人看來，每天加工並經營一種食物，工作難免單調、乏味。為什麼要一直堅守？其實，這個領域的入行門檻很低，只需少量資金就可以做起來。可是，要做到顧客喜歡你的食品，喜歡你食品的口味，沒有長年的摸索不行。做出好口味，且能打出好品牌則更難，沒有一代乃至幾代人的積累也不行。若是祖上把這一切都做到了或做好了，後代不去繼承或者在其手裡喪失了，實在是不孝子孫。這份責任心或孝心，使他們一代一代地堅持並傳承下來了。或許就是這樣地堅持，在創造美味食品的同時，又造就了一位又一位的“大師”、“工匠”。我們的緊鄰日本也是一樣。在餐飲業中，這類人----數十年甚至幾代人堅持一門手藝或一門技藝的----也很多。例如一位國寶級的大師，擅長的技藝就是做壽司的米飯，六十年來一直是煮飯。由於加工的米飯，色澤、口味、無人能比，被譽為“國寶”。日本文化非常重視“匠人”精神，故而這類人才層出不窮。聯想起來，回回商人的堅守或恒心，除去市場因素、家庭因素之外，應該與獨特的文化精神（財富觀）有關。孟子認為，普通百姓是先有“恆產”，才有“恒心”。換言之，“恆產”是“恒心”前提條件。回回商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是先有“恒心”，然後才有“恆產”的。也就是說，“恒心”成為“恆產” 前提條件。這確實與漢民不同，這也說明了文化的獨特。當然，不管怎樣，回回商人這種精于一技，傳承一技的工匠精神，既能為自己謀得生機，又可以為大眾提供優質的可口食品，實在值得宣導。

最後，對於財富的理性態度。回回商人獲取財富以後，對於財富的態度是理性，是富有愛心的。教法規定，凡有合法收入的穆斯林家庭，須抽取家庭年度純收入的2.5%，用於賑濟窮人或需要救助的人。天課經由清真寺、伊協等機構，用於慈善或其他的事業。基督教商人、佛教商人、以及普通商人，也經常進行慈善活動。可是，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伊斯蘭教對於天課（乜貼）有具體數額規定，其他宗教則無。這個具體的規定對於穆斯林商人而言，恰似一個底線。有了這個底線，慈善工作就有基本的保障，運行起來也比較有力。當然，慈善不至於此。換言之，伊斯蘭教的慈善觀，是有底線而無上線的，若是有能力捐助更多，當然也歡迎。由於回商從經營一開始就具正確的社會財富觀：經營的企業、餐飲業雖然是私人的，可是獲利的財富確實是社會的；每一個體對於其他穆斯林兄弟都有幫扶的責任。故而，對於財富的處置理性且有愛心。在社會裡，也很少見到不負責任的自殺者、“跑路”者。這較之于普通私企對於財富無止盡追求，以及獲得以後的揮霍無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總之，伊斯蘭文化是以商業為根本性特徵的文化，回族文化是繼承並發揚了這種根本精神而形成的一種民族文化，廣大的回回商人（包括企業家），不僅僅是生意的擔當者，也是文化的承載者。他們的努力、堅守、成功、傳承，既濃縮了回回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歷史軌跡，又顯現了回族文化精神的光輝。這就是回族文化的個性之“美”，這就是值得大家讚揚的“美”。

當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市場經濟的構建與完善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而回族重商的精神文化完全可以為此項偉大事業，提供精神支撐。具體而言，回回文化中的重視市場經濟，重視實體產業，重視工匠精神等，都與當下政府宣導的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非常合拍，完全可以為這方面工作的開展提供傳統的文化資源。作為學者應該聚焦以商業為基石的回族文化，盡力挖掘其中的積極內涵，收集不同行業的回商企業和回商典型，出版研究他們的論著，為振興中國的實體經濟，為增強回族的文化自信，貢獻力量。

［作者簡介］季芳桐(1954--)南京理工大學教授，博導。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劉智《天方性理》整理、翻譯、研究”（項目編號：15zjA005）階段性成果。原刊於《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限於篇幅格式注釋從略，以正式發表為准，感謝季老師惠賜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