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英國議會跨黨派會議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伊斯蘭恐懼症”的根基在於種族主義，其本質，就是針對穆斯林群體的種族主義言論及暴力行為。

近日，“伊斯蘭恐懼症”這一詞眼再次成為整個英國政壇爭論的焦點。

這場爭論的導火索，源自《時代週刊》刊發的英國國家警察局總委員會一份洩密檔。該文件指出，英國議會跨黨派會議發佈的伊斯蘭恐懼症相關訊息，將對“反恐戰爭”帶來負面影響；隨後，英國執政黨保守黨也發表宣言，公開表示不接受議會關於伊斯蘭恐懼症的這一全新定義。

這一系列事件如颶風般在英國社會迅速發酵，各方從不同層展開激烈爭論。而這場爭論的焦點，就是代表不同經濟、政治利益的各方政客。絕大多數政客都在努力為穆斯林群體正言，但是，很多時候，他們卻被別有用心者加以利用，讓世人認為他們是在為極端主義辯護。

縱觀英美兩國，關於人民民族屬性及歸屬的定性，左翼政界的理論似乎已成定型。左翼政客們一致認為，非主流群體、少數族裔正在遭受心照不宣地壓迫與偏見，這些壓迫與偏見都以極其微妙且巧妙的方式達成，大多數人都不承認它的存在。左翼政客呼籲，我們應當以包容、開放的態度接受並承認不同群體之間的異同，切勿盲目排斥少數族裔或外來族群，確保少數族裔能夠自由地融入社會生活之中。

我們必須承認，在英美等西方國家，種族主義以及針對少數族裔的偏見依舊無比強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消除種族歧視的根本，就在於相互理解、包容，而不是將主流群體的價值觀或理念強加於少數族裔。

然而，這種宣導公平、自由、民主的理念，依舊有著它的弊端。這一溫和理念讓某些極端群體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借此一舉成為整個族群的“代言人”，在政界取得一席之地，為了一己私欲而綁架整個族群，進而給整個族群帶去負面影響。

其次，所謂“族群屬性”的建立，會給民族團結與文化融合帶來不少附加障礙，給族群內部帶來諸多隔閡，也讓外族對特定族群產生更多的誤解。

縱觀英國政壇，穆斯林精英開始逐漸嶄露頭角，譬如倫敦市長薩迪格•汗（Sadiq Khan）、英國內政部長賽義德•賈維德（Sajid Javid），然而，他們卻遭受在來自族群內部及外部的雙重抨擊。賽伊德部長就被某些英國穆斯林稱為“椰子”，他們認為賽伊德只不過是表面的穆斯林，其內心，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白人主義者。

簡言之，對於薩迪格市長、賽伊德部長等人，某些穆斯林宗教領袖持反對態度。他們的核心思想，就是認為這些穆斯林政客沒有完全遵循伊斯蘭信仰的教導。然而，他們並不願公平公正地對穆斯林政客作出評價，而只是以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已經被主流政界及社會所接受的穆斯林精英。

再次，在當今種族主義盛行之際，不同族群似乎都對其他族群持不友好態度。這種不友好態度進一步加劇了族群之間的隔閡與偏見。

究其本質，其背後也是愈演愈烈的伊斯蘭恐懼症，雖然所有人都不願承認這一點。

本週三，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了“伊斯蘭恐懼症”新定義的堅定宣導者、英國前保守黨主席沃西女男爵（Baroness Warsi），希望她能談談為何英國社會需要重新定義“伊斯蘭恐懼症”，為何要用“伊斯蘭恐懼症”這個詞，而非“反穆斯林仇恨症”。沃西女男爵表示，“反穆斯林仇恨症”針對某些穆斯林個人或群體，而非伊斯蘭信仰，它不包含穆斯林每天經歷的各類挑釁與欺壓。

或許，對這一新定義的最強烈反對，來自那些對穆斯林種族化問題提出異議的人。他們的論點是，伊斯蘭教是一個多元、多種族的宗教，其成員來自幾乎所有種族社區以及不同的文化。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並不是在和稻草人博弈。反穆斯林性質的犯罪往往具有種族主義根源，甚至某些形似穆斯林的非穆斯林群體，也會遭受極端分子的潛在傷害。然而，在目前對於伊斯蘭恐懼症的定義及相關法律之下，因為這一原因而遭受攻擊的非穆斯林很難被歸於“伊斯蘭恐懼症”的範疇之內。舉例而言，錫克教徒神似穆斯林，在西方，常有錫克教徒被極端分子攻擊，只因為他們被錯認為穆斯林，而此類攻擊從一開始就會被視為仇恨犯罪。

在伊斯蘭恐懼症的渲染之下，很多人將伊斯蘭及穆斯林視為國土安全的最大威脅。而關於伊斯蘭恐懼症的重新定義，則涉及了某些國土安全、警務或反極端主義戰略領域。英國政府開展的“預防”計畫，就是一個全新的反激進化計畫，旨在預防某些所謂的潛在危險分子向極端化發展。然而，在“伊斯蘭恐懼症”的新定義之下，這樣的專案是否也屬於伊斯蘭恐懼症呢？

在此背景之下，那些反對極端主義的穆斯林團體及個人也備受世人關注。有趣的是，那些反對極端主義的穆斯林，經常會遭到抨擊，甚至會被視為伊斯蘭恐懼症的幫兇，縱然他們的宗旨只是抨擊那些假借伊斯蘭之名為非作歹的惡徒。然而，絕大多數穆斯林都支持他們的工作，譬如倫敦市長薩迪格•汗，雖然他飽受抨擊，但他依舊被英國伊斯蘭人權委員會提名為年度伊斯蘭獎得主。

的確，仇伊、仇穆症都是當今社會的毒瘤。英國社會中某些個人或團體總是固執地認為，伊斯蘭教本身就是一種敵視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他們認為穆斯林代表著潛在的第五縱隊，即潛在敵對分子，這其中就包括保守黨的一些人。

對於此類仇恨，我們完全可以借助現有的法律和政策來解決。我們並不需要一個模糊的新定義，特別是這種以政治形式為基礎的定義，我們首當其衝的任務，就是創造條件進一步緩解當下的緊張局勢，而不是一下解決它們——須知，這些問題存在已久，要想得到解決，我們切不可急功近利，只能循序漸進。

倘若我們認同這種基於身份的全新定義，將“伊斯蘭恐懼症”的受害物件局限于穆斯林群體，某些極端分子必定也會趁機興風作浪。有調查顯示，就在“伊斯蘭恐懼症”新定義發佈後不久，已經有極右翼團體開始利用“身份政治”來為自己的種族主義做辯護，宣稱白人群體更應該得到保護。

對穆斯林的大部分偏見，以及將伊斯蘭視為暴力宗教的言論，都是基於根本上的誤解。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似乎無法通過政治申訴來糾正這種誤解。所謂種族主義，或真多某些特定族群，或針對某些特定宗教或意識形態，我們務必要對它們加以區分。倘若有人只是出於無知而無端仇恨某些特定族群，那他們就是種族分子；倘若某些是出於對某些特定宗教或意識形態的仇恨而去仇恨信仰這一宗教的民眾，他們就是恐懼症分子。

縱觀西方社會，政治分裂有愈演愈烈之趨勢，不斷挑戰著各國多民族社會的結構。此時此刻，我們為維權而選用的字眼及標籤就顯得無比重要。有良知的政治家，首先需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宗教素養，從而確保避免或解決基於宗教的問題，而不是因為無知與偏見不斷創造新問題。

編輯：葉哈雅

出處：阿拉伯新聞網

原文：Prejudice against Muslims is based on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s

連結：http://www.arabnews.com/node/149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