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打擊三股勢力，維護社會穩定、祖國統一，是各民族人民責無旁貸的使命。這一點，凡是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心知肚明，自不待言。但一些地方由於誤解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誤解伊斯蘭教的相關教義、教法，做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舉動，極大影響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全面正確落實，破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使黨群關係、幹群關係一直處於一種本完全可以避免的緊張狀態。

我國推行的是政教分離制度，這個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對信教公民和世俗公民一視同仁，換言之，對於經常抽煙喝酒的人，與經常禮拜的人不是區分對待，只要他們愛國、遵紀守法，就是好公民。而絕不會把抽煙喝酒當成愛國的標誌，把禮拜封齋當成極端的特徵。這本是一個稍有理性的人所能明白的常識和公理，無需用複雜的哲學和邏輯加以論證。但一些地方確實根據一個對抽煙喝酒的態度，根據對禮拜封齋的態度來決定一個人是否愛國，是否極端。

所謂“極端的特徵”中有一條是，一個人平常抽煙喝酒，之後突然不抽煙不喝酒了。這裡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科學、醫學說抽煙喝酒有害健康，有關制度規定公共場合不許抽煙，醫生建議某些病人嚴禁抽煙喝酒，都沒有人說這是極端，而偏偏一些穆斯林公民哪怕“突然”不抽煙不喝酒了，就成了“極端”？如果這個人自己不抽煙不喝酒，但不去干涉別人抽煙喝酒，與愛國有任何衝突嗎？

什麼是極端？就是堅持一種激進觀點，為此不惜做出一些激進行動，去影響或傷害其他人。但如果自己有一種飲食習慣，飲食選擇，但不要求別人去做，也沒有因此而影響到其他人的生活，就完全屬於公民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比如一個人不吃羊肉，只吃雞肉、鴨肉，或一個人不吃牛羊肉，只吃海鮮，或一個人不吃海鮮，只吃牛羊肉，哪怕沒有任何理由和道理，也屬於公民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不必也無法去干涉。

同理，如果一個人不抽煙不喝酒，不管是一直如此，還是“突然”如此，都屬於個人自由，根本沒有必要上綱上線，甚至如臨大敵。記得在一個場合，一個抽煙的穆斯林，給一個漢族官員讓煙，漢族官員婉言拒絕，說自己已經戒煙了。目睹這種情景，說這位穆斯林“愛國”，那位漢族官員“極端”，不是很荒唐嗎？如果這位漢族官員在一些動輒草木皆兵的地方，不是面臨“極端”的指控嗎？

至於一位鄉政府官員由於尊重宗教人士，不在他們面前抽煙，而被打成“極端”，予以撤職，則只能說是搞笑，不是反恐。如果一位元官員尊重宗教人士，為了工作需要而照顧他們的習慣，什麼時候成了“極端”了？毛澤東主席、後來的所有國家領導人不都尊重宗教人士、與他們近距離接觸、傾聽他們的心聲嗎？在宗教人士面前不抽煙，正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某種踐行，與其說是“極端”，不如說是群眾路線的楷模。何況，什麼時候，不顧群眾的感受，甚至不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這樣一個常識，在宗教人士面前抽煙成了愛國的特徵了？

在穆斯林聚居的地區，在穆斯林的齋月，公開舉行“喝啤酒大賽”，姑且不談是對穆斯林宗教生活、穆斯林感情的一種褻瀆，就拿愛國這個永恆的主題來說，什麼時候，一個人酒量大就成了愛國舉動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酒鬼們就是最愛國的人，而那些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滴酒不沾的人就是極端分子了。

正是這種以是否世俗、是否虔誠來劃分愛國與否，極端與否的做法，使得一些人公然干涉封齋、禮拜的學生、公務員，視之為“去極端化”的主要內容。許多時候，“去極端化”成了“去宗教化”“去信仰化”。如果僅僅這樣也就罷了，但還要在“去宗教化”的同時，推行“世俗化”“庸俗化”，似乎這樣以來，“愛國”就普及開來，“極端”就灰飛煙滅了。一些地方讓宗教人士唱紅歌、跳小蘋果，讓手機裡發現任何宗教內容軟體的人拘留後學習打牌、打麻將，就是證明。

可問題是，政教分離的制度，在一些人那裡怎麼變為打壓宗教、支持世俗了？如果是支持和宣導無神論，倒也說得過去，因為中國共產黨畢竟是無神論政黨，過去憲法所說“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相對都無可厚非，但拋開意識形態，針對廣大公民，在世俗與宗教，喝酒與封齋，跳舞與禮拜，剃鬍鬚與留鬍鬚，露發與頭巾之間選擇站隊，提倡前者，打壓後者，說前者“愛國”、後者“極端”，與政教分離原則沒有任何關係。

政教分離的真正內涵，是對宗教和世俗一視同仁，對其中的任何一者既不提倡，也不打擊，更遑論是支持一方，而打擊另一方。

一位長期居住在某個地方的漢族穆斯林說，他做主麻時由於站立時手放在肚臍以上、末坐時起指，被監控探頭發現，叫去審問，說這兩個做法是“極端主義”的特徵，必須禁止。我聽到後感到吃驚。這些做法屬於教法學派的正常分歧，都有相關的聖訓依據，應該把它歸納到學術、教法細節領域，從伊斯蘭法學上“求同存異”的層面去談，不必給它扣上“極端主義”的帽子。否則伊斯蘭四大法學學派中，至少兩個以上的學派主張禮拜站立時手放在肚臍以上，中坐和末坐時起指，海灣地區佔優勢的罕百里派即如此主張，該作何解釋？

甚至我們中許多人“如臨大敵”的面紗，也屬於法學分歧，多數學者主張婦女遮臉不是主命，少數學者主張遮臉是主命，同屬沙特著名學者的謝赫阿爾巴尼和謝赫伊本•巴茲各執一說，與“極端”風馬牛不相及——只要戴面紗者沒有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別人，也沒有對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全構成威脅。

一旦有了暴恐行為，一旦與三股勢力有了實際的聯繫，一旦對國家、對社會有了真正的威脅，不管是否戴面紗，是否留鬍鬚，也不管是否喝酒，是否打麻將，統統屬於被打擊的物件。這一點，全體公民應該達成一致。

我們的悲哀在於，當我們把全部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毛澤東主席所說的“人民內部矛盾”，把正當的宗教活動、甚至學派分歧當做“極端主義”予以打擊的時候，這種亂局的唯一受益者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三股勢力。

我們的悲哀，莫過於把廣大愛國愛教群眾，與他們本身所反對的極端主義、暴恐勢力等同起來，從而失去了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去消滅三股勢力的許多機會。這一現象的突出反映是，某些地方以“檢查手機內暴恐音訊、視頻、圖片”為名，把所有與宗教文化有關的軟體（儘管與暴恐沒有任何關係）當做“罪證”，對手機持有者實施拘留，使得各族公民人人自危，噤若寒蟬。

但願一些地方的一些人，走出反恐的誤區，與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國家的反恐大局保持一致。

但願我們祖國的繁榮和發展，不受這種局部問題、人為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