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Shujaiya區的塵土-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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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Shujaiya區的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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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Shujaiya區,遭以色列2014護刃行動轟炸而被毀的建築旁,建築工人在回收鋼筋。本文配圖均為Molly Crabapple作品。)

“我們接受了悲傷,不過悲傷沒有接受我們。”

Ibtisam坐在塵土間,大笑著。她胖胖的詼諧的面龐裹在碎花的頭巾裡。45年的加沙生活,她見過太多的悲傷——大笑是她真實的、惟一的回答。

她的丈夫在第二次起義(Intifada)期間去世,死于應激誘發哮喘,她覺得是坦克射擊的聲音造成的。他留給她的是四個待撫的孩子。那時,橄欖樹、雞舍、花園環繞著他們的家,她在花園裡種百里香。

現在,那個家已經沒有了——和Shujaiya區的其他住戶一樣,沒有了家。2014年,以色列以護刃行動之名,用炸彈和推土機襲擊了加沙。

護刃行動是2007年哈馬斯上臺以後,以色列第三次對加沙進行的全面軍事侵略。轟炸、地面入侵之後,以色列軍隊殺戮了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500多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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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sam畫像)

整個加沙在這場戰爭中受難,Shujaiya傷逝格外嚴重。瘦瘦的翻譯30多歲,竭力尋找著合適的詞彙描述他當時的所見。終於,他找到了:地獄。我會死在這裡嗎?護刃行動期間他曾這樣問自己:留在太陽底下暴曬,像氣球一樣腫脹,沒人去收拾我的屍體?

遭到破壞的還有加沙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以色列摧毀了加沙的供水網路、高校、污水泵站和100多家企業(根據國際發展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Agencies報告)。加沙電廠的主要燃料箱處一片廢墟,備用零件缺乏,25%的加沙人口沒有電用。醫院陷入黑暗,加沙人找不見自己的親人,食物、飲水短缺。

這次戰爭摧毀了加沙18000套住房,108000加沙人無家可歸。

Ibtisam說,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沒有幫她,不過人道主義組織伊斯蘭救濟(Islamic Relief)救了她。她把房子的廢墟以700謝克爾(約185美元)賣掉,現在和孩子們住在加沙職工部提供的板房裡。經濟來源只有她的寡婦撫恤金和一個作日工的兒子的收入,她不得不借債來解決與孩子們的溫飽問題。有時候,一家人只有麵包吃。

“我們想告訴世人,我們也是人。”Ibtisam說。“我們不希望戰爭。我們不希望封鎖。我們不想要一個月的和平,我們想要永遠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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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翻譯畫像)

護刃行動過去近一年了,Shujaiya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幾間房子得到了修補,更多的還是廢墟。被摧毀的健康部前,成堆的指示在風中飄著。到處都是被摧毀的房屋,好像被砸壞的夾心蛋糕——填充其間的是日常生活的殘餘:毯子,炊具,古蘭經,汽車。在一個大土堆中間,我還看到了被遺棄的孩子們的筆記本。“我叔叔采蜂蜜”——那個不知名的孩子在第一頁寫道。

很多房子上都有塗鴉。火箭刺穿的心旁邊,是潦草的“我愛加沙”;“我還在這兒”;AK-47;流著血的人推倒西岸和以色列之間的屏障、看到阿克薩清真寺——麥加、麥迪那之外伊斯蘭的第三個聖地。班克斯(Banksy)在加沙廢墟間的塗鴉得到了世人的關注,這門藝術更加犀利了。班克斯可以來來去去,加沙的藝術家卻陷在這裡,這座露天監獄裡。他們作品中的每一道線條中都滲出蔑視、反抗。

我看到建築工人在被炸的el-Wafa醫院前拉直鋼筋。這所醫院曾是癱瘓病人的康復中心。護刃行動期間,以色列軍隊炮轟了這裡的醫療設施,擊毀電力,護士們被迫摸黑帶殘疾患者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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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Shujaiya區El-Wafa醫院的廢墟)

Rafiq30歲,是個工程師,為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工作,清理廢墟。清理被轟炸的地方是個技術活,但由於以色列的封鎖,只能進口有限的施工設備和材料,進一步加大了工作難度。驢子一車車地拉著瓦礫,工人們用手動工具、石頭拉直鋼筋。有時候Rafiq的同事還會發現未爆炸的炸彈,不得不打電話叫員警處理。更糟糕的是發現屍體。有一次,Rafiq發現了一個死去的孩子,還緊抓著書包。還有一次,他的同事挖出一位母親,為了保護孩子,她的頭已碎裂,長髮糾纏在塵土裡。

Shujaiya本不該是這樣的。2014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達成停火協定以後,各國聚集開羅,承諾捐助35億美元重建加沙——唱完高調,立刻閃人,到2015年4月,捐助額度只有承諾的1/4。

為了應對資金不足,聯合國發展計畫署根據損壞程度把損毀房屋分成三類。清理廢墟的工作人員說,只有輕微受損的房主見過現金或材料。我接觸的加沙人都表示,援助遠不夠修復被毀的一切。

Ibrahim Abu Omar57歲,是眾多自己動手重建家園的加沙人之一。他在自己的新房裡、混凝土薄牆之內為我和翻譯倒茶。這個灰盒子花了他和家人十個月時間、15000美元——他做卡車司機攢的錢。最近他又借了12000美元。但是家還遠沒建成。灰盒子旁是一堆扭曲的鋼筋——他雇私人公司清理家裡土地後留下的。

Ibrahim記得1967年戰爭以來的每一次衝突。他記得孩提時代父親栽下的檸檬樹。他記得2006年哈馬斯大選和以色列接下來的封鎖。“然後一切都被毀了。”他歎了一口氣。

護刃行動期間,他只帶了幾件衣服就和家人逃離了家園,穿過無數街道,直到發現一所聯合國學校,在那裡呆了好幾個星期。再回家時發現,他的家、旁邊兒子的家都沒了。以色列士兵不用穿過無數街道,暴露自己,他們把坦克對準房屋,為自己開路。先是轟炸,然後是推土機。Ibrahim的房子壓在兒子房子的廢墟下面。

宣佈停火後,哈馬斯慈善行動給了Ibrahim一家2000美元。購買食物和其他必需品,錢很快就花光了。開始重建時,加沙市政府要求支付2500美元登記新房,連接電網。我聽了很多這樣的故事,市政府利用人們家園被毀收取費用、欠稅。

不過至少他們開始給了他些錢。Ibrahim說,蜂擁進入加沙的NGO組織沒有給他一個謝克爾,哦,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在他這兒停了一下,拍了照片。

我問他怎麼看哈馬斯。他大笑,然後緊張地看了看旁邊。“如果和哈馬斯在一起,生活不錯。否則……”Ibrahim曾受雇於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體為法塔赫)。即使是現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在加沙的雇員雖拿工資卻不上班——他們拒絕講內裡的原因。

以色列仍阻止建築材料進入加沙,稱為了阻止哈馬斯建通向以色列和埃及的隧道。根據以色列人權組織Gisha,自去年九月以來,以色列只允許約130萬噸的建築材料進入加沙——專家估計修復加沙戰爭損害需要500萬噸。樂施會預計,需要百年時間重建——如果以色列在此期間不再入侵加沙。

Ibrahim指了指裝水泥的桶說,因為封鎖,他只夠買抹牆壁用的水泥,不夠抹天花板的。他混了水,把水泥和得很稀,擔心屋頂幾年後就會塌下來。

“沒有工程師。沒人來看。房子倒了,沒人會管。”他厭惡地聳了聳肩。“你能做什麼呢?”不記得是第幾次聽到這句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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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園廢墟中挖掘的孩子)

幾百碼以下,兩個孩子在廢墟裡挖掘——這裡曾住著80口人。他們的祖父Ouz Abu Mohammed al-Ejla有個小建築隊,雇他們的爸爸工作。公司的工具、車輛都被埋在廢墟下。孩子們用鐵鍬撥弄著粉塵,不一定能挖出什麼,只是習慣而已。

“別為有人丟錢哭泣,為丟掉工作的人哭泣吧。”al-Ejla告訴我。雖然上了歲數,仍掩不住他的高大、英俊,高高的顴骨。戰爭讓他的家庭付出了殘酷的代價。他的兒子腳踝中彈。他的妻子失去了孩子。一家人總算逃離了轟炸,母親得了重病,需要女兒們抬著走。一家人在一所學校的一個單間裡擠了幾個星期,靠魚肉罐頭和豆類過活。人太多了,他們和新室友有了衝突。女人們在玻璃、灰塵、搖晃的牆壁間噩夢連連。

戰爭結束後,哈馬斯給al-Ejla發了2000美元租房——80口人的大家族,兩個月就用光了。

Al-Ejla開始修繕房子,給家人準備住的地方,買二手貨修復浴室、門、所有的房間。他忙碌的時候,聯合國雇員過來,建議他做個援助登記。聯合國雇員評估了他的房子,損失達17000美元。

不過Al-Ejla告訴我,等他去聯合國辦公室領支票的時候,他們只答應給10700美元,分兩期支付。他擔心根本見不著錢,就同意了這個數字,繼續忙碌,和兒子們一起抹水泥、修天花板,自己掏腰包付了2000美元——聯合國官員向他保證會補還的。第一張支票來了,4000美元,隨之而來的還有一個牌匾,上面寫著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非洲阿拉伯經濟發展銀行的聯合標示——驕傲地宣稱自己慷慨解囊幫助重建了600套住房。

這是他最後一次得到聯合國的消息。

我問al-Ejla牌匾的事情,他輕蔑地抬了抬手。

“我們是建築商。我們可以蓋房子。”al-Ejla聲音洪亮。“我們不需要幫助。給我們些錢。單單抹這些牆就需要6000美元水泥。”

其他NGO的計畫同樣令人沮喪。Al-Ejla和家人排幾個小時的隊等待援助,等到的只是買廉價塑膠水壺的優惠券,30歲的陳大米,“牛都不會吃”的芝士。

“我不關心政治,只關心家人,請問為什麼我要遭遇這一切?”al-Ejla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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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Shujaiya區,坐在自家廢墟中間的男人)

以色列的政客說,這一切都是哈馬斯造成的。因為加沙人2006年選舉哈馬斯上臺,哈馬斯2007年與法塔赫交戰後執政。這是公平的競爭。

哈馬斯本身並不是威脅。沒有殺傷力的火箭彈——自2007年以來,火箭彈和迫擊炮襲擊致以色列境內44人死亡;哈馬斯政府幾近破產,很多公務員已幾個月沒發薪水;被摧毀的走私隧道,是加沙被封鎖的居民的經濟命脈。

以色列政客盯住哈馬斯只是種公關策略,好讓他們把侵略叫做自衛。

以色列不斷挑釁哈馬斯,好為它無數次違反停火協議辯護,限制加沙人行動,封鎖、摧毀加沙經濟,擊碎加沙居民的未來,把她變得像Shujaiya的塵土一樣。

不管是不是哈馬斯的錯,加沙遭受了這一切。沒有證據顯示哈馬斯領袖參與西岸三名以色列青年的綁架謀殺案——但內塔尼亞胡說這是發動護刃行動的原因。綁架案發生後幾天,以色列空襲了加沙,逮捕了數百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大部分西岸的哈馬斯領袖。哈馬斯發射火箭彈後,以色列有了開戰的藉口。

在加沙的最後一夜,我看到了較小規模的不當報復行動。

一支反對哈馬斯的薩拉菲組織向以色列射了三枚火箭彈。火箭彈落在一片地裡,燒掉了一小圈草皮。不管誰發射了火箭彈,以色列都指責哈馬斯——即便是哈馬斯的敵人。那一夜,頭頂上無人機的嗡嗡聲比平時大得多。

我坐在公寓的陽臺上,俯瞰加沙海灘——白天,那裡有三個小男孩在賣船票、水煙。一年前,在那片海灘上,以色列的炮彈炸死了四個加沙孩子。我在加沙呆了一個星期,以色列的內部調查會赦免以軍的一切不法行為。

無人機的聲音更大了。我看到了海平面上的黃斑,是以色列武裝直升機的燈光,然後是戰鬥機的咆哮。

這是稀鬆平常的聲音,在一個稀鬆平常的夜晚,在一個不同尋常的、被封鎖、被挑釁的城市。

午夜,炮彈落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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