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與自由放任的終結——弗里曼和亨廷頓辭世之後
(編者按：明報今天刋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副教授介紹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伊德(Edward Said)對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衝突》裡，只看到「文明」間的衝突，而無視「文明」間的交流、分享和相互孕育。很值得向讀者推薦。)
剛離世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於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惹起不少爭議。《文明衝突》先於1993年以學術論文的形式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www.foreignaffairs.org/19930601faessay5188-p0/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html)，再於1996年以專書出版(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亨廷頓的論點並不複雜，他認為隨冷戰的結束，新的國際張力將受到八大文明——西方、東正教、拉美、伊斯蘭、中國儒家、日本、印度 和非洲——之間的衝突所主宰。對伊斯蘭與西方之間的矛盾，《文明衝突》着墨尤多。晚近的文明衝突論支持者，往往援引九一一事件來支持亨廷頓的理論，產生或強化的文化政治效果，輕的是最近美國客機驅趕回教徒落機的鬧劇，重則包括合理化美軍長駐中東和以色列空襲加沙。反對者則指亨廷頓的說法粗疏，不僅無視世界各地豐富多元的原住民文化，同時也隨意地把以色列併入西方文明，又忽略了以佛教為主要文化的地區。
文明為什麼只剩下衝突？
著有《東方論述》(Orientalism)和《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的已故哥倫比亞教授薩伊德(Edward Said)，批評亨廷頓只看到「文明」間的衝突，而無視「文明」間的交流、分享和相互孕育。他在題為〈無知的碰撞〉(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Oct.4, 2001, www.thenation.com/doc/20011022/said)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們西方人、伊斯蘭與其他人群都同游於彼水之中，而這些水均共享同一歷史海洋的源頭，因此嘗試(把「文明」)分隔和劃地為牢是毫無意義的。這確實是充滿張力的時代，但與其短暫地滿足於缺乏堅實知識、極端抽象的(文明衝突這種)胡思亂想，不如正視有權和無權社群之間的矛盾、理智和無知的現世政治、公義與不公義的普世原則。『文明衝突』論就像是『不同世界之間的戰爭』這類說法一樣的花招，只會強化自我防衛的偏見，無助於批判地理解我們時代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筆者譯)
回顧歷史，薩伊德所說的「文明」間的交流、分享和孕育等依存關係，顯然並非微不足道；而在我們這個所謂「全球化」的年代，「文明」間的相互滲透，更是無處不在。問題因此是：如何理解亨廷頓只眼於「文明」之間的衝突？為什麼這種側重衝突的文明觀，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備受關注和重視？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置放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之中。
曾於1977至1978年美國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亨廷頓，在1989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後，提出文明衝突論，可以理解為一種重新為美國尋找敵人的嘗試。為美國樹立新的敵人，替代冷戰時期的蘇共「邪惡帝國」，恐怕是想繼續合理化美國的軍事擴張和外交政冶上的合縱連橫——拉攏拉美、東歐以對抗中東和東亞——延續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霸權。對美國的民主或共和黨政府來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有助推動內政和外交上民粹政治的操作。
正如Ernesto Laclau在On Populist Reason(2005)一書指出，了解民粹主義的操作，是打開理解當代政治運作的鎖匙。作為一種政治邏輯，民粹操作依賴的是一種截然對立的敵我建構，以便把內部紛雜多樣的「人民」，打造成擁有同一訴求(和敵人)的集體身分，當中需要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以建構一種不可能存在的統一體(例如「西方文明」)。
借助Laclau有關民粹主義的分析來閱讀亨廷頓的「理論」，或可更明白為什麼他只集中於討論「文明」間的「衝突」。建構伊斯蘭和中國等異族「文明」的「威脅」，正好用來填補失去了蘇共這「邪惡」「敵人」的空缺，以打造美國(以至「西方」)「人民」的集體身分認同；而含義不清、內容空洞的「八大文明」及它們之間的「衝突」，也可用來承載美國「人民」在後冷戰時期和社會兩極分化下各式各樣的焦慮和訴求。這恐怕才是文明衝突論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一紙風行的真正原因。
重讀凱恩斯博蘭尼
如果以只有極少數人發動的九一一襲擊來「印證」伊斯蘭和西方「文明」的衝突，只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虛妄，那麼是次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似乎更能普遍反映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遺害。在過去30年橫行的放任主義和相關的政策，不僅造成嚴重的全球兩極分化，更導致影響深遠的金融海嘯，當中反映的，恐怕並不是抽象和含義不清的「文明衝突」，而是伊德所指的坐落於有權和無權的社群、理智與無知的政治力量、公義和不公義的普世原則之間的矛盾。而要理解「我們時代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似乎無可避免先要告別文明衝突論，認真分析導致金融海嘯的歷史原因，重新審視過去主宰全球的放任主義。
凱恩斯(J. M. Keynes)在其寫於上世紀20年代中的〈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 of Laissez-faire, 收於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4, www.panarchy.org/keynes/laissezfaire.1926.html)中提醒我們，研究觀念的歷史(history of opinion)是思想解放的前提。置身金融海嘯中，重讀凱恩斯和博蘭尼(Karl Polanyi)有關放任主義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興衰的論斷，應有助我們理解當代的處境。
凱恩斯指出，雄霸19世紀的自由放任觀念，並非源自Adam Smith和Ricardo等政治經濟學大師，而是出於政治哲學家之手，再經一些二流經濟學者(secondary economic authorities)和教育機器(educational machine)的不斷自我複製，終於成為了主導一時的陳腔濫調(copybook maxim)。凱恩斯認為，放任主義之所以在19世紀大行其道，除了是對18世紀無能和貪腐的政府的反動外，也得力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庸俗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的流行，同時又受益於放任主義的簡單易懂和其論辯對手──保護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脫離現實。
不約而同，博蘭尼在其名著《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1957)也論及自由放任觀念的興衰。他指出19世紀興起的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和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在破壞了傳統的社群文化生活之餘，也同時造就了社會(包括自然、人和金錢)的自我保護，最終導致放任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自身的末路。
凱恩斯和博蘭尼都批評放任主義者思想混亂，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與事實不符。這些指控，其實是反映了「自由放任」和「經濟自由」等空洞能指的屬性──它們並非要表述任何具體和正面的內容，只是嘗試扣連無法真正統合的「人民」紛雜訴求。而同樣空洞的「保護主義」和「社會主義」，則正好作為「人民」的敵人，成就推動社會往資本主義方向轉變的民粹大計。換句話說，與「文明衝突論」一樣，「自由放任主義」在19世紀以至過去30年間的流行，彰顯的恐怕不是政治學者或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而是民粹主義的氾濫。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衰退，見證了主宰整個19世紀的「放任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沒落，而在21世紀金融海嘯的衝擊下，當代的自由放任論調也步入黃昏。隨着鼓吹放任主義的弗里曼(Milton Friedman)和提出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相繼辭世，勇於偏向財閥和發動戰爭的布殊政府正式步下歷史的舞台，在各少數族裔的支持下，美國終於選出了第一位黑人總統。這種種轉變，是否正預示了分別為貧富兩極分化和種族仇恨／歧視提供理據的自由放任與文明衝突論，正式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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